彼得·德鲁克：你必须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

导读：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如果你有雄心，又不乏智慧，那么不管你从何处起步，你都可以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登上事业的顶峰。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如果你有雄心，又不乏智慧，那么不管你从何处起步，你都可以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登上事业的顶峰。

但前提是，你必须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知道何时改变发展道路，并在可能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努力、干出实绩。

要做好这些事情，首先要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清楚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习新知识和与别人共事的，并且还明白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自己能在哪些方面做出最大贡献，这样你才能真正做到卓尔不群。

我的优势是什么？

多数人以为知道自己擅长做什么，但他们往往错了。更常见的情况是，人们知道自己不擅长做什么——即便在这件事上，错误的人也比正确的人要多。而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只能靠发挥优势。我们不可能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取得成就，更不用说那些自己根本无能为力的事情了。

以前的人们不必了解自身的优势。一个人生来就进入了某种社会角色、某个行业：农民的儿子依然会是农民，工匠的女儿则会嫁给另一位工匠为妻。但如今，人们有了选择的自由。我们必须了解自己的优势，从而知道我们归属何处。

要发现你的优势，唯一的方法就是回馈分析法。每当你做重要决定或采取重要行动时，写下你期望发生的事情。9或12个月以后，将实际结果与你的期望做对比。这种方法我已经用了15~20年了，而且每次我这么做的时候，都会有意外的收获。例如，回馈分析法告诉我，我可以凭直觉理解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无论他们是工程师、会计人员还是市场研究者——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这同时表明，我与通才无法产生什么真正的共鸣。

只要始终如一地运用这个方法，你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也许只是两三年，发现你的优势所在——这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方法能告诉你，你正在做或没有做的哪些事情，让你无法从自身优势中充分获益。它会向你表明，哪些方面你并不擅长。最后，它还会告诉你，哪些方面你没有优势，根本做不来。

我是如何做事的？

奇怪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是如何完成工作的。另外，我们当中的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不同的人工作和做事的方式是不同的。太多人在用不适合自己的方式工作，这当然就容易导致无所作为。对知识型工作者而言，“我是如何做事的”这个问题可能比“我的优势是什么”更为重要。

首先要清楚，你是阅读型还是倾听型。

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在解读信息时，有阅读型和倾听型之分。既是阅读型又是倾听型的人非常罕见，而知道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人就更少了。但有一些例子表明，这种无知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欧洲担任盟军最高统帅时，一直是新闻界的宠儿。他的新闻发布会以其独特的风格著称——不管被问到什么问题，他都能掌控全局，无论是描述当前的局势还是解释一项政策，他都能够用两三句文雅简洁的话说清楚。10年后，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曾经仰慕他的那些记者却公开表示看不起他。这些记者抱怨，艾森豪威尔总是不正面回答问题，转而对别的话题喋喋不休。他们一直嘲笑他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不合文法，简直就是糟蹋标准英语。

艾森豪威尔显然不知道自己属于阅读型，而非倾听型。在欧洲担任盟军最高统帅时，他的助手会让记者至少提前半小时，把要问的每一个问题以书面形式提交上来，因此艾森豪威尔可以在记者招待会上掌控全局。后来他成为总统，他的两位前任——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都属于倾听型。这两位前总统清楚自己是倾听型，并且都喜欢举办畅所欲言的记者招待会。艾森豪威尔可能觉得自己应当效仿两位前总统，可他甚至连记者们的问题都听不清楚。不过，艾森豪威尔还不算非倾听型的极端案例。

数年之后，林登·约翰逊断送了自己的总统生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属于倾听型。他的前任约翰·肯尼迪，则属于阅读型。肯尼迪招募了一批优秀的写手做自己的助手，并要求他们在与他讨论前要先提交书面文件。林登·约翰逊当上总统后，留用了这些人——他们继续不断地撰写文件，但约翰逊显然从来没读懂过他们写的东西。然而，约翰逊当议员的时候，表现是十分出色的，因为议员首先必须是倾听者。

很少有倾听者能够被改造成或自己主动转变成合格的阅读者，反之亦然。因此，试图从倾听型变成阅读型的人将会重蹈林登·约翰逊的覆辙，而试图从阅读型变成倾听型的人将会重演艾森豪威尔的悲剧。他们都做不好事情，也不会取得成就。

其次，要了解一个人的做事方式，还需要弄清一点，即要知道这个人的学习方式。

许多一流的作家学习成绩都不太好，我们熟知的温斯顿·丘吉尔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们在回忆上学的经历时，往往觉得那纯粹是折磨，然而他们的同班同学却很少有这样的记忆。这些作家或许不是很喜欢学校，但最让他们感到痛苦的是无聊。原来，作家们通常不是通过倾听和阅读来学习，而是通过写作来学习的。由于学校不允许他们以写作的方式来学习，因此他们的成绩很糟糕。

纵观世界各地的学校，它们在办学时都遵循这样一种思路：只存在一种正确的学习方式，而且这种方式适用于所有人。但是，对于学习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学生而言，被迫按照学校所教的方式学习简直就像下地狱。事实上，学习方式很可能有六七种之多。

有的人，如丘吉尔，通过写作来学习。有些人则通过做大量的笔记来学习，比如贝多芬。他留下了大量手稿，但他说自己作曲时其实从不翻看那些手稿记录。有人问他为何要保留手稿，据说他的回答是：“如果我不马上把灵感记下来，我很快就会忘掉。一旦我把灵感记下来了，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但也永远不需要再翻看那些记录。”有些人在实干中学习，而另外一些人则通过听自己说话来学习。

在一切有关自我认识的重要因素中，了解自己的学习方式是最容易的。如果我问别人：“你是怎样学习的？”多数人都知道答案。如果我又问：“你有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学习？”很少有人给出肯定的回答。然而，按照合适自己的方式学习是发挥才干的关键，否则你就会陷入无所作为的困境。

值得一再强调的是：别试图改变你自己——你不可能做到。但你得努力去改进你的做事方式。还有，不要尝试那些你做不了或做不好的工作。

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为了实现自我管理，最后你还必须问问：我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不是一个道德方面的问题。道德标准对所有人应该都一样，而且道德的测试方法很简单，我把它称作“镜子测试”。

20世纪初，在所有大国的外交官中，最受尊崇的是德国驻伦敦的一位大使。他命中注定是要做大事的——即使做不了德国总理，至少也能成为外交部部长。然而在1906年，他突然辞职了，没有去主持外交使团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举办的晚宴。这位国王是个声名狼藉的好色之徒，他明确地对晚宴提出了非分要求。据报道称，这位大使辞职的原因是：“我可不想早上刮胡子时，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皮条客。”

这就是“镜子测试”。你所尊崇的道德观要求你扪心自问：我每天早晨照镜子时，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组织或情形中合乎道德的行为，在另外一种组织或情形中也应是符合道德的。但道德观只是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对于组织的价值体系而言尤其如此。

如果组织的价值体系不为自己接受，或者跟自己的价值体系有冲突，你在组织里就会备感挫折，难有作为。

我归属何方？

少数人很早就知道自己将归属何方，比如说数学家、音乐家、厨师，他们通常在四五岁时就显现出了自己的职业天赋。医生往往在青少年时代乃至更早的时候就立下了事业梦想。但是大多数人，尤其是天资好的人，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将何去何从，一般都是直到25岁以后才有头绪。不过，此时他们应该弄清楚以下三个问题的答案：我的优势是什么？我的做事方式是怎样的？还有，我的价值观是什么？然后他们就能够决定自己的事业归属，并且也应该做出这一决定。

更确切地说，他们应该能够确定自己不属于何处。知道自己不适合大型组织的人，应当学会拒绝大公司提供的职位；知道自己不是决策型的人，应当学会拒绝做决策工作。一个像巴顿将军那样的人应当拒绝成为独立指挥官，不过巴顿将军自己很可能从来不知道这一点。

同样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就能够在面对合适的机会、职位和任务时说：“好的，我愿意去做。但我会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完成：事情应该这样安排；我与同事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我可以在这个期限内取得的成果，因为我做事的方式就是这样的。”

成功的事业不是计划出来的。当人们了解了自己的优势、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并准备好拥抱机会时，事业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知道自己归属于何处，能够使一个勤奋、有能力但原本表现平平的普通人变成出类拔萃的工作能手。

我能贡献什么？

纵观人类进程，大部分人从来不需要问：我能贡献什么？他们按照别人的要求做出贡献，而他们的任务要么取决于工作本身（例如农民或工匠），要么取决于男主人或女主人的命令（例如家仆）。以前的人们一直认为，大多数人理应做唯命是从的下属。即便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新出现的知识型工作者（即“公司人”）仍指望公司的人事部门会为他们规划个人职业生涯。

20世纪60年代后期，没有人再愿意完全听命于老板的指令了。无论男女，年轻人都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我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而他们听到的回答是：要想做出贡献，就要“自行其是”。但这个回答和“组织人听命于公司”一样，都是错误的。那些认为“自行其是”就能做出贡献、实现自我、获得成功的人，没几个能如愿以偿。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回到一切听命于他人的老路上。知识型工作者特别需要学会提一个以前从未问过的问题：我能贡献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考虑三个不同因素：在当前的情况下，需要完成什么？考虑到我的优势、工作方式和价值观，我怎样才能对需要完成的事情做出最大贡献？最后，必须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才能改变现状？

自我管理中面临的挑战看上去比较明显，甚至非常基本，其答案可能不言自明，甚至近乎幼稚。但是，自我管理需要个人，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做出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实际上，自我管理需要每一个知识工作者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要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文

彼得·德鲁克，加利福尼亚克莱尔蒙特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社会科学和管理学教授。

本文有删节，原文来自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和中信出版集团联合推出的《自我发现与重塑》(On Managing Yourself)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