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关注人口流向变化背后的产业集聚和分化
导读：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是国内最早从事证券市场研究的人士之一，在业内影响力较大，曾被《新财富》评为年度券商研究机构“杰出研究领袖”，著有《经济数据背后的财富密码》等书。
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是国内最早从事证券市场研究的人士之一，在业内影响力较大，曾被《新财富》评为年度券商研究机构“杰出研究领袖”，著有《经济数据背后的财富密码》等书。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人口流向从过去“向东”
到如今“南下”
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习惯按照东、中、西以及东北四大区域来划分中国空间格局。在这样划分的背后，其实存在若干原则，例如各个省份与东部海岸线的远近距离，二是经济发展的水平，三是完整的行政区划。
例如东部地区主要是包含东部海岸线的省份，类似辽宁省，在出现“东北”区域划分之前，是归入东部区域的。再如中部六省，则是与东部海岸线中等距离的内陆省份。长期以来，“东中西”的划分方式，能够脱离出省的范围，利用更加宏观视角，比较中国区域发展水平。
但若以“东中西”的视角来观察2017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增减，似乎能得出中国人口区域分布趋于均衡的论断，例如中部的安徽、湖南，西部的广西、四川、贵州人口增量排名靠前，增长势头更加迅猛。
而以“秦岭-淮河”一线做中国“南北”区域的大致分隔，则会发现一个较有意思的现象，常住人口增长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南部，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广东、浙江、安徽，均可算作是南方省份，而北方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长明显偏弱。
因此，换一个视角来看待中国区域格局就会发现，非均衡发展态势仍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或从“东西差距”转变为“南北差异”。更进一步，尝试分解常住人口增量的结构，根据常规的计算公式，2017年常住人口=2016年常住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净迁移人口（迁入-迁出），并对公式进行适当变形，2017年常住人口-2016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长人口+净迁移人口（迁入-迁出）。由此可以发现，常住人口的增减，受自然增长与迁徙流动两部分的共同作用。
计算结果表明，净迁移人口较多的省份集中在南方，排名靠前的包括广东、浙江、重庆、江苏、安徽、四川，这些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长，是自然增长和迁徙流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常住人口增量较多的河北、山东、河南等北方省份，人口增量则主要依赖自然增长，在人口总量增长的背后，却面临着人口的迁徙流出。而东北三省中，除吉林还有微弱的自然增长外，辽宁、黑龙江两省都面临自然增长和迁徙流动的人口数量同步下降的局面。
以山东为例，根据山东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出生人口174.98万人，约占全国总数的1/10，年末常住人口、户籍人口首次双双突破1亿人。剔除掉死亡人口后，自然增长约101.2万人，而2017年山东省常住人口仅增长约59.2万人，也就是说2017年山东省流出人口的数量可能超过40万。
其实山东人口流出很好理解，从地理区位上观察，包括江苏北部和山东全境的大片区域，被夹在北部京津冀城市群和南部长三角城市群的中间，西部则面临郑州、武汉、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的强势崛起，对人才、资金、技术的争夺已经趋于白热化，都可能对山东和苏北地区产生“虹吸”。
人口集聚度提升——
省内人口向少数大城市集中
观察东南沿海省的城市经济格局，一般都存在“双子星”城市现象，即一个是省会城市，作为省内的行政中心，另一个则是省内的经济中心。如山东省内的济南与青岛，江苏省内的南京与苏州，浙江省内的杭州与宁波，福建省内的福州与厦门，广东省内的广州与深圳，省内两个核心城市共同支撑了省份发展。就2017年人口变化数据而言，发现省内“双子星”以及其他城市的发展并不一致。
如福建是最为传统的“双子星”省份。从2017年常住人口总量来看，尽管泉州是省内人口增长大城市，厦门常住人口总量不足泉州的一半，但从增量上观察，福州和厦门的人口增量大幅度领先。如果拆分自然增长人口和迁徙流动人口，则可以发现福州和厦门的人口净迁移极为明显，泉州反而出现人口迁出，人口增量基本由自然增长贡献。
广东省内深圳和广州构成的“双子星”正开始“向外扩散”，形成区域高地。从常住人口增量以及迁徙流动数量来看，广州与深圳都排名全国前列。广州常住人口总量略超深圳，但深圳常住人口增量远超广州，拆分自然增长与迁徙流动后，深圳人口流入迹象更加明显。更值得关注的是，临近广深两市的佛山、珠海、东莞等城市也呈现出明显的人口流入迹象，而广东省内远离广深地区的11个城市，人口迁徙流出的迹象则极为明显。
江苏的人口迁徙流入开始从前期的“苏南区域”向“苏中三市”转移，扬州、南通、泰州三个城市迁徙流入人口大幅度增加。苏中地区的崛起，将会带来一系列机遇，尤其是南通作为上海大都市圈北翼门户，存在接受上海辐射的可能，或将呈现一定的成长性。苏北地区的淮安、盐城、徐州显现出了人口小幅迁徙流入的迹象，但临近山东地区的连云港(3.370, -0.01, -0.30%)，则是江苏省内唯一一个人口迁徙流出的城市。
浙江北部的杭州、宁波、嘉兴三市，成为省内人口迁徙流入的主要城市。其中流入杭州的人口数量，要远超流入其他城市的总和。嘉兴作为上海大都市圈的南部门户，也显现出了外来人口迁徙流入的迹象。
内陆省份难以形成“双子星”的城市格局，省会城市成为人口迁徙流入的主要目的地。通过把省会及省内大城市人口与全省人口的比例作为衡量省内人口集中度指标，可以发现，内陆腹地绝大多数省会及省内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较2016年提升。如西安、郑州、长沙、武汉、贵阳和南昌等省会城市，人口增长的绝对数量较为明显，再把自然增长和迁徙流动分解开，这六个城市表现出明显的人口流入迹象。
如郑州是河南省内几乎唯一一个人口大量净流入的城市；贵阳在各省会城市中的人口规模并非最大，常住人口增量和净迁移量远高于省内其他城市，也是省内极少数人口净迁入的城市。
在内陆腹地省份常住人口向省会集中的过程中，省内其他城市则呈现出明显的人口迁徙流出迹象。例如河南、湖南、陕西、贵州、湖北、安徽、甘肃分别有11个、8个、7个、7个、6个、5个、5个地级市呈现出人口迁徙流出迹象。
人口流向变化背后
反映产业集聚与分化
全球有不少城市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过度依赖资源取得繁荣，但这类的繁荣最终还是不能持续。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格兰小镇因为棉花而出现繁荣，但随着纺织技术的更新换代，后来就慢慢开始走下坡路。如铁锈地带（the Rust Belt）原指以制造业为经济支柱的美国东北部，如底特律、匹兹堡、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等大工业城市所在的地区在上世纪70~80年代由于工业急剧衰落、工厂大量倒闭、失业率增加而使闲置的设备锈迹斑斑。
从近年来的数据看 ，不仅东北出现净流动人口外迁的现象，西北和华北的不少省份也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的现象。人口净流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是产能过剩，这也是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去产能、去杠杆的结果，必然是各大过剩产业优胜劣汰，优势企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人口流向产业发展良好的地区。
2017年，国内四个直辖市中有三个出现人口净流出；而广东、江苏和山东这三个经济大省中，除广东外，山东人口净流出规模居然排全国第一，江苏的人口净流入量也非常之小。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广东，其人均GDP水平居然低于江苏、浙江和福建。也就是说，只有靠近广州和深圳两大城市的城市，经济受益于都市经济的辐射。
今年来，政府部门一直在推“长江经济带战略”，这与过去提倡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战略明显不同。而且，从人口流向看，沿长江的省份人口多出现净流入。因此，从人口净流入的角度看，似乎更应该看好“线和带”，除了长江经济带之外，还有如“湾区经济”中的杭州湾湾区的上海、南通、嘉兴、杭州和宁波，或者粤港澳湾区的深圳、东莞、广州、珠海和佛山。即从过去认为支撑中国经济的三大增长板块：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把它们细化到“线”。
今后，中国的产业和人口集聚或许将“从线到点”，如日本东京集聚了全国近三分之一人口，但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京的人口不增反降，但环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却不断增加，说明“点”作为发展极的辐射功能十分显见。国内而言，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成都-重庆、武汉-长沙等都将成为未来区域经济的发展极。
今后，中国将面临人口收缩或城市收缩的压力，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数量会越来越多。即一方面少数城市的人口集中度会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大部分城市的人口数量都将减少。
因此，在中国人口的分化和集聚大背景下，应该依据人口流向、产业和资金集聚的方向，顺势而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中国产业集聚的进程还远未完成，故产业的分化和集聚都会持续很长时间，从而带来区域间经济发展的进一步不平衡，大部分地区将出现产业移出和人口外流的现象，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给这些地区带来财政支出持续上升、收入减少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