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远：中国为什么一直缺乏重大创新？
导读：中国在芯片和半导体产业上的落后并不是新鲜事，新鲜的是，只有在每一次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有多落后。坦率而言，这和某种宣传基调有关系，我们总在宣传我们有多么多么厉害。
中国在芯片和半导体产业上的落后并不是新鲜事，新鲜的是，只有在每一次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有多落后。坦率而言，这和某种宣传基调有关系，我们总在宣传我们有多么多么厉害。
比如，我们总在讲，我们现在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产值的衡量，我们是产值最大。而且产值还是按照GDP指标，不是按照GNP指标来衡量的。也就是，我们在计算制造业产值的时候，是把欧美日韩等在中国开设企业的产值都计算在中国制造业产值中，就量而言，已经有水分，如果再讲产业竞争力，差距就更大。
再比如，我们是全球第一汽车产销大国，但众所周知，我们的发动机技术之落后，让中国的汽车人无法不气短。这样的落后，可以说在很多产业领域都存在，就核心技术、基础技术、关键技术决定的产业竞争力而言，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还处在全球第三梯队，追赶韩国尚需时间。
当然，每一次知道我们有多落后之后，总是会掀起一次大讨论和反思，这一次也没有例外。讨论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在16世纪之前，中国的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世界，古代中国在科技方面为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是，科技革命为什么出现于欧洲，而没有发生在中国？再直白一点讲，中国为什么缺乏真正的创新？西湖大学的校长施一公先生之前有一句话：“当这个国家所有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很多人把中国缺乏重大创新的根源归结于金融发展过度，还有人把创新不足归结于炒房。
大多数精英都做金融、炒房，当然对创新有影响，但如果把中国缺乏创新的根源归结到金融和炒房上，则是大谬。我今天在这个文章中就谈几个简单观点，未来写文章继续拓展和讨论。
第一，中国缺乏重大创新不是金融的错，反而，金融过去10多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在某些领域创新实现突破的重大推力。对于金融在创新中的作用，经济学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比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其《经济史理论》中指出，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因为工业革命中使用的技术在之前就已经出现，而只有在出现金融革命后，工业革命才真正发生了。遗憾的是，中国很多人对金融的重要性明显认识不够。国人总是认为，创新就是技术的事，但过去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金融等制度体系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况下，无论在技术层面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创新经济体。英国能够最早爆发工业革命，是英国在金融领域率先有了一套支持创新的制度安排。比如最早限制王权的《大宪章》（1215年），最早的专利制度(1624年的《垄断法规》)都首先在英国，资本市场也在工业革命之前出现，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1694年在英国成立，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证券交易所1773年在英国成立，这些才是英国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熊彼特在谈及他的创新理论时，特别强调两个群体的作用：一是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二是愿意提供资金的资本家，但他很少强调技术的作用。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金融发展过度，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中国的金融非常落后，之所以让人感觉金融发展过度，是把很多根本不是金融的骗子的东西当成了金融而已。
第二，中国缺乏支撑创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道格拉斯．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谈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他认为，市场是一种经济制度安排。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崛起，就在于它发展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确立了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这样的观点，美国著名金融投资专家威廉•伯恩斯坦在其畅销书《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一书中也有精彩的阐述。伯恩斯坦将发明创新的前提归结为四个因素：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以及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改善。在伯恩斯坦看来，一国繁荣的关键是与之相关的制度，即人们在其中思考、互动和从事商业往来的框架。精读全书，笔者深深地为其雄辩的逻辑说服。很显然，私人产权的保护是创新的动力，而科学理性主义是创新的思想基础和前提，类似于科斯所言的思想市场；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今天的国人更是认识深刻至灵魂和骨髓。在一个知识产权缺乏保护的制度环境中，创新的风险是很大的，这是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在创新的制度保护上，即使美国人不督促我们，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不保护别人的知识产权，最终的结果是，国内的企业不会真正的去做重大的创新活动。技术如同鸡蛋，石头孵不出小鸡，但鸡蛋要是没有适宜的环境，也会变成臭蛋。
第三，中国经济的评价标准严重影响创新的动力。中国经济起步于短缺经济，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评判中国经济成功的标准就是大和快，做大规模，企业做大，这是我们的最大目标。经济增长越快越好。在快和大的指导思想下，中国企业以追求规模和成长速度为终极目标，应该说，这个指导思想从结果看非常成功，中国的确在很多行业位居世界第一，主要以规模评判标准的《财富500强》中我们入围企业的数量也超过了100家。然而，这也导致了在任何产业领域，中国企业总是能迅速切入产业链的最低端，迅速把规模做到全球第一，而不是在技术上做到最强。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众所周知，光伏、机器人这些产业在中国已经几乎沦为低端制造业。
另外，“快”是与创新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思想也好，重大技术也好，都是在一个“慢”的环境下，日积月累突破出来的。我们总是看到一个哲学家在静静的思考，而不是在跑步思考。中国人太着急了，太急功近利了。这种急功近利的毒药无处不在，基本赚快钱人的成功似乎必须在三五年，否则时代在淘汰你的时候连一声再见都不说。创业要快，等等。中国的成功学里面，充满了投机取巧，充满了焦躁不安，哪里可能会有真正的创新？
第四，缺乏自由自在梦想的环境。最伟大的创新是什么？是思想，正如埃文斯评价福特的，“许多美国人以为是福特发明了汽车，其实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乃至他本人的家乡，都有很多人走在福特前面。福特说：我什么都没有发明，我只是把其他人的发明组合起来了而已。但福特其实做出了非常令人震惊的新的发明，这并不是说他创造了效率高于过去五倍的自动生产线。他真正的天才创意在于：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辆汽车的理想。”中国在创新领域差距的根源之一在于思想的差距，引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默的一句话：解释经济差距，我们不但要研究工厂和交通设施，还必须以一样的热忱去研究“思想的差距”，以及与创造思想相关的知识生态和思想市场。
最后要回答，缺乏真正的创新和炒房有没有关系？肯定有。中外都如此，比如，美国经济学家菲尔普斯就认为，房地产投资过度一定会抑制创新，因为“房地产吸纳了本可以投资在生产力提升、创新、医药技术、软件或可替代能源领域的资金，而这些领域，能够在未来真正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因此，他指出，“要想恢复经济活力，再次实现增长，美国人需要克服对房子的酷爱。”他的这话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像爱房地产一样去爱创新，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必须指出，就当下中国缺乏创新的因素而言，炒房只是影响创新的一个不怎么重要的因素。全面焦虑，急于成功，又缺乏对创新的保护和激励，这些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