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准理解中国改革灵魂人物刘鹤在达沃斯的演讲？

导读：再借用刘鹤同志1998年的那句话：“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如果中国经济不抓住增长的好机会，在人口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尽可能快地解决结构性改革的历史任务，就可能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了”。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次历史性的机遇吧！

全世界都在聆听刘鹤在达沃斯的演讲，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灵魂人物，从幕后走向台前。

不仅全世界在聆听刘鹤，中国的投资者们，包括老朴，也在期待他的信号。2018年金融秩序的严厉整治，让谨慎的投资者们对年初A股的上涨行情有些看不懂了（现实的投资者们拉低了对刘鹤的认识高度，对不起）。

老朴曾详细研究过刘鹤历年来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谈话，更能从这次刘鹤的讲话中，读出相同与不同。

凡事就怕认真二字，特别当遇到认真的投资者。

一、刘鹤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已转变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无论政界企界学术界，普遍认为已经持续了20年的高增长，必不能再持续。

管理世界杂志社因此召开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学术研讨会，并随后将刘鹤，易纲，宋国青，樊纲，王小鲁，张平等人的工作论文，发表在2017年第一期杂志上。

20年前的刘鹤

刘鹤当时还是国家信息中心主任，他的文章名为《 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两个观念的澄清 》。通篇文章只有一页，没有任何数字或表格，但其论断在之后二十年，基本证实。

刘鹤在开头态度就非常明确，中国的长期高增长仍然可持续！这观点在当时，曲高和寡，风险极高。尽管今天回头看确实如此。

“有人认为，增长不重要，效益和质量才重要，这种说法实际在犯逻辑错误：在一个买方市场已经出现的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以质量和效益为前提。对此，这里不再做具体解释”。很简洁，很霸气，针对的是易纲（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其文章紧随刘鹤之后，名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强调质量》）。

老朴反复研读，认为刘鹤文章中的潜台词，就是增长对于当时的中国最重要，效益和质量推后。

例如，刘鹤当时就认为，把“高新技术产业视为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点似乎也勉强。真正的增长点应是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使29％的城市化率追赶上５０％之高的工业化率”，“城市化是拓展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真正物理平台”，可以让传统的制造业在城市化这波浪潮中顺利获得新生。

这是刘鹤对当时中国的清醒认识，不盲从所谓的高科技，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来要来自于制造业的扩张，而扩张的平台是城市化。这是脚踏实地的态度。

刘鹤在文章中，还有着非常清醒的危机意识：“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如果中国经济不抓住增长的好机会，在人口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尽可能快地解决结构性改革的历史任务，就可能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了”。

恐怕也正是这种意识的存在，促使了今天强有力的去产能，去杠杆。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刘鹤也谈到了新兴的互联网，批判了大部分专家对这种”网络型微机“的漠视，文章最后一句，他说“创新是高于一般经济道理的大道理，如果对此有怀疑，建议拜读《大国的兴衰》”。

这是刘鹤20年前的文章，他坚定认为1998年中国的衰退，不过是一个经济短周期，不影响中国的长期持续增长。而且，他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基于大规模城市化的制造业扩张，比发展高科技更重要。

20年前，刘鹤认为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增长。相信他这充满智慧和务实的观点，是最终能成为最高智囊的关键。

20年后，他变了

昨天，刘鹤在达沃斯年会上的发言，说的却是质量。这是他认为中国今天要解决的问题，相信这也代表决策者。

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就是“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三大攻坚战”。这个总要求，就是把高增长转为高质量。中国的人均收入要从8000美元迈向１万美元了，总量增长带来的边际效益已经不明显，因此需要进行结构优化。

从20年前的总量扩张，到20年后的质量发展，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而且”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总要求展开“。

有人会说，咱们小群众，知道了这个转变又怎样？知道了这个总要求又怎样？

当然不一样！了解了这个总要求，了解了这个总需求的历史变化过程，我们就更知道，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领头羊，极可能是从人工智能，芯片设计，科技金融，文化教育等领域产生，而绝不会是茅台。

当然，中国未来也极可能出现一个创新型的资本市场，看你怎么理解。

二、刘鹤供给侧改革路线图，与他对两次大危机研究密不可分

曾经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以研究1929年大萧条闻名。也正因为如此，他在2008年危机出现后，立即推出了“量化宽松”。

刘鹤比伯南克幸福，他可以研究两次大危机，既有1929年危机，也有2008年危机。他作为主笔人，组织了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论文发表于2012年，并因此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顺便说一句，他当时已经升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副主任。

他所经历的两次危机共同点

在比较中，刘鹤得出两次危机的10大共同点。其中几点与中国目前执行的供给侧改革，高度相关：

1.两次危机爆发前，都发生了重大的技术革命，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爆发危机的前兆，而且在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三大挑战；

3.两次危机前，货币政策都过于宽松，经济泡沫恶性膨胀。股市泡沫使大众心理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4.危机在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复苏。

为什么在三大攻坚战中，要把”精准扶贫“作为其一？

因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往往是造成危机的前兆。而且在危机演化的过程中，不满极易发展成为民粹主义，迫使政府行为趋于保守和短期。

为什么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攻坚战？

因为放任的经济政策，宽松的监管和膨胀的货币，极可能促发资产泡沫。因此，要竭力避免中国走向一种过度负债型经济，把宏观杠杆率控制住，解决银行理财产品的”庞氏骗局“和地方债的”庞氏骗局“。

刘鹤1992年到1995年期间，曾先后在美国Ｓｅｔｏｎ Ｈａｌｌ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这也是他任职国家计委期间），他见过里根供给经济学给美国带来的巨大繁荣，因此提出供给侧改革的主张，并不意外。

供给侧改革拉低了中国经济增速

今天中国资本市场的向好，与2016年开始的去产能，去库存，存在因果关系。刘鹤在达沃斯会议上列举，中国减少钢铁产能1.15亿吨，减少煤炭产能５亿吨，市场出清调整了供求关系。

安信证券高善文（《走进新时代》，2017.12.31）的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他选取受供给侧影响的行业作为目标组，选取不受供给侧影响的行业为对照组，比较分析后发现：

两组在供给侧改革之前，工业增加值增速高度一致，甚至目标组的增速在经济加速期，还要更高一些。但2016年之后，受供给侧改革影响的目标组，增速从2015年底的6.3％，骤然降低至去年底的1％。而不受影响的对照组，则一路加速至8.8％的水平。

假如没有供给侧改革，高善文预计，2017年1-10月，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应该在9％的水平，对应GDP增速应该在7.5％以上。

换句话说，供给侧改革明显拉低了经济增速，掩盖了中国真实的经济复苏。

中国资本市场2017下半年以来的上涨，你可以说是货币推动的上涨，但它是建立在经济复苏基础之上的坚实上涨，这一点在香港市场表现非常明显。

三、无需再测试金融去杠杆的决心

刘鹤在达沃斯会议上说，”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争取在未来３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我们对打赢这场战役充满信心，思路也非常明确“。

本人也曾在撰写的《21世纪金融监管序言》中，坚定认为金融危机可以避免。“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历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共同标志性特征有：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债务负担加剧，经济增长率波动，经常账户赤字等”。

“两次大危机中，一个共同原因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超过了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宏观层面的监管能力。监管放松，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愈演愈烈”。

因此，金融监管“必须长牙齿”，而且“必须是内生反周期性的，特别是在繁荣时期，金融监管在不受重视时最有价值”。

我们已经无需心存幻想，刘鹤在降低宏观负债率上，非常坚定。但在使用手段上，有先有后。

2018年金融去杠杆的手段

对于金融领域内在的，以”理财资金池“为代表的借新还旧的”银行庞氏骗局“，刘鹤认为是短期风险，要以“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

这个“外科手术式的措施”，一定会与一刀切的行政去产能，去库存相似，严厉的金融整顿，伴随巨大的阵痛，投资者对此要意识清醒。

这意味着2018年，除因经济复苏和投资需求推至的，资本市场的内生性上涨，我们不要期待外部金融环境的增量配合，甚至外部存量环境也会恶化。

但对于地方政府债这种“政府庞氏骗局“，属于”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整体协同推进”。刘鹤给出了三年的时间期限，”要坚持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在短期的金融去杠杆没有完成之前，我们不可能期待政府会大规模宽松。因为此时宽松，只会让金融继续空转，脱虚入实的目的难以达到。

但金融杠杆率一旦大幅下降，金融秩序整顿完毕，刘鹤们就一定会考虑货币政策的放松，毕竟过紧的货币政策，会造成结构性矛盾短时间内的集中爆发，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制造出新的问题，绝不是改革的方向。

如果以上推断是正确的，那么2018年的资本市场，绝不会是一个全面牛市。看似形成的全面牛市，更可能会跟着大幅的市场调整。

四、降成本的第一要求是货币宽松

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完成之后，按刘鹤的意思，就是要降低全社会的成本。而要降低全社会的成本，首先是降低企业的成本。

降低企业的成本，也不会是政府跳出来帮企业降低采购成本，这到底是企业自己的事儿。政府能做的，能立竿见影的，是降低企业的外部成本。

这主要包括两项：一项是降低企业的税负成本，一项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降税是里根供给学派的主要措施，特朗普也正在实施，这在客观上已经对中国构成国际竞争压力。如果美国实施了，日本实施了，中国怎么办？但能否实施，什么时间实施，一个人做不了决定，这里不讨论。如果实施了，它将是股市“王炸”。

降低融资成本，能力范围内，是比较可行的。去杠杆之后，更需要货币宽松。

老朴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要解决中国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必须先给出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就如伯南克在《大萧条》这本书中所描述的，1929年因货币泡沫引发的大危机后，有些国家认为都是纸币惹的祸，因此重返金本位，人为进行货币紧缩。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要远远落后于那些仍然坚持纸币本位的国家。

解决沉疴，往往需要以毒攻毒。

要解决中国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必须创造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特别是在严厉的金融去杠杆之后。而且去杠杆之后，货币宽松的效果也会更加显著。

“严监管，宽货币”，才能让中国经济尽快焕发活力。

中国资本市场的全面牛市，一定发生在金融去杠杆大见成效，货币政策趋于正常之后。

五、中国资本市场，未来会是长期牛市

中国的结构性调整，很少有人想到，是从行政性强制性的去产能去库存开始的。

对于微观中的民营企业而言，这显然不公平。因为行政的一刀切，切去的往往是民营企业的产能。看到的结果，是“国进民退”，是“国家资本主义”。

但对于政府而言，公平是有成本的，市场自己出清的时间太长，他们等不及，他们要的只是结果。

去产能已经初见成效，接下来则是去杠杆。去杠杆如果完成，接下来就是降成本。

中国这次改革，是从”去“字开始的，是痛苦的。但没有去，又哪里会有“来”呢？

今天，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已经复苏。中国的经常项目收入，已经达到2015年来的峰值。国际贸易顺差，也回到历史的较高区域。外汇储备重新站到3万亿美元上方。

外部环境给中国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性的机遇，我们现在不改，将来再改会来不及。

再借用刘鹤同志1998年的那句话：“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如果中国经济不抓住增长的好机会，在人口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尽可能快地解决结构性改革的历史任务，就可能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了”。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次历史性的机遇吧！

附刘鹤达沃斯演讲全文：推动高质量发展　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

尊敬的施瓦布主席，

尊敬的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施瓦布先生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本次达沃斯论坛。去年这个时候，习近平主席在这里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著名演讲，坚决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一年来，中国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反对各种保护主义，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进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用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施瓦布主席希望我借这个机会介绍中共十九大和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政策，我做一简要回应。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发展的行动指南，确定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2050年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明确了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政策方向。中共十九大报告是一份透明度很高的施政纲领，里面提的每件事都是向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都必须要做到。而做到这些事，将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如果想了解中国的未来政策，我建议大家阅读一下这份报告。

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是围绕上述目标而制定的，关键就是要实施好“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和“三大攻坚战”。

“一个总要求”，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总要求展开。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正处于从人均收入8000多美元向1万美元、进而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就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这是在开放状态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将为诸多新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比如与消费升级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与新型城市化相关的节能建筑、智能交通、新能源等诸多绿色低碳产业，这些不仅为中国，而且为全球企业创造着新机会。当然，实际关联的产业远远不止这些，因为这是整个经济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事实上，转变已经发生。中国经济内需稳步扩大，目前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8.8%，比5年前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比5年前提高了5个多百分点。过去5年，又有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市民，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比五年前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同时，能耗强度已经下降23.9%。

“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体系难以适应需求体系的变化，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需要及时调整。因此，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在生产过剩的领域“去产能”，在房地产领域去掉多余的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在全社会降低成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16年以来，中国已减少钢铁产能超过1.15亿吨，取缔1.4亿吨“地条钢”产能，减少煤炭产能超过5亿吨。我们通过市场出清调整了供求关系，带动了部分领域的价格回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16年出现了由降转升的拐点，这件事已经产生全球的正面外溢效应。这项工作，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三大攻坚战”，就是中国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按照“木桶原理”，“三大攻坚战”就是补齐我们发展中的三个最突出的短板，从而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是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尤为突出。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争取在未来3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结构适应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经济体系良性循环水平上升。我们对打赢这场战役充满信心，思路也非常明确。从战略上看，我们要坚持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从战术上看，我们要抓住突出矛盾，解决重点问题。我们有诸多有利条件：中国经济出现企稳向好态势，基本面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未来发展有巨大的潜能，既包括城市化的潜能，也包括改造传统产业和创新发展的潜能等；中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全，储蓄率较高。我们已经开始妥善处置一系列风险因素，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有所下降，这是个好迹象。另外，各方面的风险防范意识正在强化，“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市场预期正在改变，这对我们防控金融风险创造了重要的心理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金融风险的形成有特定的国际背景，其应对也与外部市场变化密切相关，化解金融风险是稳定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欢迎国际社会的参与和合作。

二是继续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过去五年，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打响了力度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约1亿人减少到3000万左右。未来三年，我们的任务是基本消灭绝对贫困，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今年，我们将减少1000万绝对贫困人口，其中包括实现易地搬迁减贫的280万人。我们认为，这是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也是中国人权观的具体体现，将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新贡献。

三是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对传统增长方式的调整。未来三年，我们将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资源消耗强度降低，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事实上，我们所做的这件事，就是在采取具体行动信守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落实好《巴黎协定》。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把这件事做下去，也希望和国际社会全面加强合作。

女士们、先生们！

毫无疑问，为实现以上目标，必须加快改革开放。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我们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与各国扩大双向投资和贸易往来，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相信这个4亿人左右而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开放市场，将对全球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一带一路”建设的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我们要通过打造互联互通的物理条件和人文环境，扩大全球有效需求，巩固全球经济复苏的总体态势。

女士们、先生们！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这有非常鲜明的针对性。当前，世界经济回暖上行，主要经济体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首次实现同步增长，国际贸易和投资走出低谷，世界经济有望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当然，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近期我们要高度关注大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和债市、股市、大宗商品市场变化，中期要关注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和大国储蓄率的变化。我们看到，世界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仍未解决，还面临债务高企、资产泡沫、保护主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升级等多重风险，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要想应对这些挑战，巩固发展势头，推动世界经济从周期性复苏走向可持续的增长，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在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历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或把我们带到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况面前，慎重、理性和正确的选择十分关键。面对气候变化、技术进步双刃剑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我们应当跳出局限性，加强战略思维，增进相互谅解、包容、信任，更加理性务实地进行合作，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繁荣的彼岸。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去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经济实力有了一定的变化，但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在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前提下，与国际社会一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共同发展和进步。

感谢诸位的倾听，谢谢主席先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