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博物馆如何面向未来？
导读：5月27日至28日，“首届国际博物馆馆长论坛”“艺术博物馆的未来发展趋势分论坛”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
5月27日至28日，“首届国际博物馆馆长论坛”“艺术博物馆的未来发展趋势分论坛”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
中国已经进入了艺术博物馆的黄金时代，在这样一个文化繁荣的形势之下，如何将世界各国的美术馆资源融汇在一起，形成美的洪流，成为当今时代艺术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次论坛由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为山担任学术总主持，江苏省美术馆馆长徐惠泉担任会议总主持。来自英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新加坡、奥地利、瑞士、意大利等25家海外艺术博物馆的馆长、策展人、学者，与中国的同行们齐聚南京，围绕“艺术博物馆的演变”和“在艺术、民族学与文明之间”两个议题，交流分享了彼此在运营中的宝贵思考和成功的展览案例，为中国美术馆行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从物品主导的认识论迈向人文的凝聚力
吴为山在论坛的主旨发言中反复提及了中国政府基于文化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与展望，这也是本次论坛的核心议题：艺术博物馆如何面向未来。作为会议主持之一的法国奥赛博物馆前总策展人尚塔尔·乔尔杰尔（Chantal Georgel）指出：艺术博物馆也同艺术品一样，都经历了诞生、衰落甚至死亡又重生的过程。只有了解到它从哪里来，才会看到它将到哪里去。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西方古老博物馆的各位馆长，首先向中国的后辈们传递了博物馆学的百年历史，以及围绕馆藏品早已发展成熟的研究、展览机制。
艺术博物馆在诞生之初，作为展示建造者财富并使其合法化的珍宝库，如波旁王朝之于卢浮宫博物馆、哈布斯堡王室之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美第奇家族之于乌菲齐美术馆、威廉·布瑞尔之于布瑞尔博物馆、约翰·博斯之于博斯博物馆、埃米尔·吉美之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等，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馆长萨宾·海格（Sabine Haag）在发言中将之称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世界博物馆公共化潮流中，以物品为主导的认识论让艺术博物馆第一次成为知识生产的载体，成为创造和整理知识的重要场所。借助物品的能量，博物馆通过传递出一种条理清晰的世界观而获得了权威地位，这种世界观长期以来一直也是支撑人类社会知识领域的权威秩序。
然而随着城市公共空间的进一步开放升级，以及由科技带来的获取新知途径的多样化，艺术博物馆的地位开始受到冲击，其知识生产的过程也被迫发生变化。英国牛津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的劳拉·万布鲁克芬（LauraVan Broekhoven）馆长面对当今多极化的世界格局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即便大家都非常喜欢博物馆，也不得不承认已产生了一定的审美疲劳。因此，艺术博物馆急需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通过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帮助人类社会寻找到能把我们重新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在中国的美术馆界较早关注到这一问题，馆长张子康在发言中表示，今天的美术馆已不能被看作是艺术标准的仲裁人，我们正向着一套用以服务社会的“智识系统”进化。徐惠泉也认为，艺术博物馆已经从重视“物”逐渐转向关注服务“人”。关注人与美术馆、人和艺术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观念上的很大转变。正如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报告曾指出的，博物馆的未来是“与大众更接近”。
科技时代的转型与传承
正是为了看到更好的未来，我们才要重新审视传统。世界上最大的殖民时期的博物馆——比利时王立中部非洲博物馆，已有着近120年的历史。在近期完成了长达5年的翻新之后，这座博物馆已将自己重新定位为流行文化博物馆，并对曾经的殖民系统进行了深刻的谴责。卢浮宫阿布扎比博物馆则是一座2017年才建成的新馆，曼纽尔·拉巴泰（Manuel Rabaté）馆长向大家展示了国际资本与旅游业对传统博物馆重新包装后的惊人效果。那里既有通过编年史布局呈现出的世界文明的面貌，也有对当代艺术的观照，成为人类文明合作交融面向未来的范本。英国国立美术馆的策展人科林·威金斯（Colin Wiggins）为此分享了一段成功的展览案例，阐释了关于象征权威的经典艺术与传统，是如何面临体制外的质疑；女性艺术家是怎样介入为老牌美术馆带来了全新的欣赏视角，让当代艺术从中得到启发，也为传统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在中国，湖北美术馆尝试把当代艺术的创作、研究同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楚地漆器工艺相结合，并举办了多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当代漆艺展。馆长冀少峰将此看作是“讲好中国故事，彰显文化自信”的一个绝佳注脚。
既与传统抗争，也期待着传统的回归，这是参会的多家海内外艺术博物馆普遍面临的问题。法国兰斯市博物馆总馆长乔治·马尼耶（Georges Magnier）忧心于法国的年轻一代文化修养的降低，可以说全球的文化工作者都惧怕年轻的观众远离美术馆，远离传统文化。这就迫使我们要吸纳新兴的人文思维与科技手段，与观众之间形成更为有效的互动。法国贝桑松市博物馆总馆长尼古拉·秀拉皮尔（Nicolas Surlapierre）则把策展人比喻为“设计师”，他认为更具故事性的策展线索，能让博物馆的叙事语言成为一个全新的有机体。为了不在年轻人心中显得过时和老化，我们必须更新自己的表达方式。瑞士纳沙泰尔民族学博物馆馆长马克·奥利维·孔塞（Marc-Olivier Gonseth）也重点介绍了正在他们馆里举办的新展如何采用了各种杂糅与唯美化的展陈设计，打破时间空间的局限，形成了诗意的叙事风格。当下中国的美术馆也越来越依赖策展人的“设计”，让展览变得更具可视性与可读性。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与浙江美术馆执行副馆长应金飞也在之后的嘉宾讨论环节，重点提到了美术馆策展团队的建设，他们表示，这是一个需要几代管理者苦心经营才能开花结果的人才工程。
不过很幸运，我们目前正处于科技的盛世，总有新技术能够拉近与年轻一代的距离。加拿大蒙特利尔美术馆馆长娜塔莉·邦迪尔（Nathalie Bondil）和魁北克文明博物馆数码项目负责人安娜-罗拉·巴兹（Ana Laura Baz），与大家分享了北美的先进经验。包括心理学研究与传感器对观众欣赏习惯的收集研究，数字化对博物馆文明传播途径的新实践等。山东美术馆馆长张望也提出“美术馆+”的概念，让美术馆的展览同时出现在线上与线下，更深入到社区、乡村、学校。无论是虚拟现实还是3D化、游戏项目还是手机应用，所有这些改变，都影响着每一层的文化能量。发挥美术馆的教育功能，靠的不是精英化与灌输，只有真正从年轻观众的需求出发，才能把艺术的魅力传递下去。
遗产保护还是反博物馆化
近30年来，西方美术馆遇到了与中国的美术馆既高度相似又截然不同的挑战。比如大家都面临着文化遗产保护的严峻课题，为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遗产奔走。欧洲艺术节协会成员弗朗西斯·卡尔皮迪（Francis Carpentier）代表比利时布鲁塞尔艺术中心，强调了当代艺术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他希望能将文化遗产作为当代的文化资源加以利用，并在两者之间形成积极的沟通。尤其城市化进程带来大量年轻人的迁徙，城市需要将文化遗产转化为可供他们参与的公共活动。法国国立中世纪博物馆策展人米歇尔·休恩（Michel Huynh）根据古建筑的修复经验，将重点放在博物馆对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推动层面。同样在法国，第戎和香堡的解决方式却不尽相同。第戎市博物馆总馆长大卫·里奥托（David Liot）以第戎为例，描述了法国城市博物馆的生态系统。第戎包含了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爵宫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食美酒。从旅游发展的角度出发，第戎对美术馆古建筑进行翻新，达成了当代与传统的巧妙平衡，并联合第戎市民参与了其中的公共艺术项目以打破传统守旧的遗产形象。而与第戎同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香堡对此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香堡国家领地总干事让·道松维尔（Jean d'Haussonville）提到了反博物馆化的呼声。这座已有500年历史的路易十四行宫，在19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文化遗产，而今却在抵抗着博物馆化的趋势。道松维尔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博物馆的功能对整个城市的生态而言是有局限性的，他更愿意将香堡看作是一个建筑艺术品，是一个建筑遗产的群落，那里还包含了葡萄酒产业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在香堡人看来，博物馆化容易让这些古建“变成一个庙堂”而产生自我封闭，从城市的生态系统中游离出来，与居民的生活产生距离感。
由文化遗产保护引出的反博物馆化趋势也是现阶段法国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对正处于建设黄金期的中国同行来说，这可谓是一种超前的体验，更能引发我们对所处行业的危机感，以及对艺术博物馆与城市生态关系的再定义。陕西省美术博物馆馆长罗宁也有着类似的担忧，他指出了城市发展中美术馆的定位问题，并认为一个地区的美术馆并不是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而应该因地制宜地做出自己的特色。如何在当下博物馆、美术馆建设的热潮中保持冷静思考，这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重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
曾经，全球化对中国的美术馆来说似乎是很遥远的概念，但现在的中国社会已完全置身地球村中，经济如此，文化亦是如此。很多欧美博物馆都对全球的文化有着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各个地区的不同文化得以在同一空间里展开对话、生成内外的联系，观众能从中看到一个世界性的文明脉络。目前，中国的美术馆人需要积极阐述自身的文化处境与艺术现状，将对传统、现实与未来的思考纳入到美术馆发展的宏观维度中，才能逐步建构出全球化的跨国竞争力。
新加坡国立美术馆与香港艺术馆对自身地域特色的探索，为参加论坛的中国其他区域性美术馆提供了成功的借鉴。这两座亚洲代表性的美术馆历史并不悠久、规模也不庞大，却能够自如地运用比较学的研究方法展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并在此之中提炼出具有高度自我认同性的美术馆DNA。中国的美术馆也因地缘、历史的不同而有着各自的DNA。如上海中华艺术宫有更加国际化的视野，也有“走出去”和“引进来”的丰富经验。馆长李磊提到中华艺术宫正在打造公共文化服务的综合体，且不局限于视觉文化的表达。与法国里昂汇流博物馆分享的案例类似，中华艺术宫也希望通过美术展览可以尝试更多样性的艺术形式，对跨学科达成共识，并能够向公众解释更加复杂的世界。而收藏有2000件齐白石作品的北京画院美术馆则希望以馆藏中国20世纪美术大师为原点，通过馆际协作让馆藏精品在优势互补中获得资源共享，为全国以及全世界观众了解和青睐。据副馆长郑智威透露，今年下半年齐白石的作品就将登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京都国立美术馆展出。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杭间重点介绍了新开馆的中国设计博物馆。作为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群的三个艺术博物馆之一，设计博物馆依托学院的设计史研究成果，力图在中国制造业转型的背景下，回归到中国人的生活价值角度去理解世界设计。在秉持“设计立市”理念的深圳方面，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预告了即将举办的第三届中国设计大展。关山月美术馆常年关注深圳经济发展中的设计力量，与这座年轻的城市共同成长，并体现出了相通的文化创新气质。
论坛最后，会议主持人之一、大英博物馆资深策展人、馆史专家谢拉·欧科内尔（Sheila O'Connell）惊叹于中国的艺术博物馆事业在最近10年间的快速发展，但她同时提醒大家牢记：无论一个美术馆有着怎样漂亮的外观，归根结底，其背后的思想才是真正重要的。
徐惠泉在此次分论坛的闭幕发言中总结说道，艺术博物馆在今天有着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也意味着我们有着多重的身份——知识生产者、传统守护者、旅游业参与者、新科技试用者等。但作为学术机构，一切都要回到美术史研究的起点上来。“一带一路”的建设为中华文明参与新一轮世界性的交流与推广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但如何在国际的学术层面建立更有效的对话机制，这就需要用放眼全球的经验，完成有深度的学术研究与展览策划。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需要的并不是对历史资料的静态叠加，而应该是富有温度和情怀的人文关注。艺术博物馆不应被封闭在高墙之内，文明也是同理。他呼吁中国的美术馆应努力寻找自身优势，站在学术性的高度与公共性的广度上充分发挥作用，最终形成一个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博物馆，并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参与到全球化的竞争与交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