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医疗四处扎根 政策壁垒仍待扫除

导读：2017年是共享医疗元年，上海、杭州、深圳等市陆续出现了共享门诊、医疗超市等各种形式的共享医疗。今后发展受政策影响最大。

2017年是共享医疗元年，上海、杭州、深圳等市陆续出现了共享门诊、医疗超市等各种形式的共享医疗。今后发展受政策影响最大。

共享经济逐渐流行于医疗界。

共享医疗在辞旧迎新之际密集出现：首个打出共享医生旗号的大医汇，在推出“夜市”之后又上线自由约医；广东威尔医院、联合医生集团落户华南首个共享医疗中心；上市公司中国中药宣布牵手佛山市中医院，推出首家共享中药智能配送中心。

一系列落地背后，2017年共享医疗因共享医生、共享医院的出现渐渐走红。但这并不是新事物，国外已有诊所大楼等成熟的共享医疗模式，国内的医疗、药品、检验和影像等领域，此前分别以多点执业、智慧药房、第三方检验和影像等形式存在。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马常青调研指出，2017年是共享医疗元年，在上海、杭州、深圳等市出现了共享门诊、医疗超市等各种形式的共享医疗。

连日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众多从业者皆表示，共享医疗更像是一件“新衣”，将全产业链的共享模式进行集成，糅合出化学反应。但集成之余也面临种种挑战。1月8日，马常青调研发现，共享医疗在国内落地面临风险控制、政策约束和院际壁垒等难题。

马常青认为：“共享模式在其他行业都有撬动效应，中国医改之前找不到可操作的落地模式，医疗机构的设备等资源长期存在闲置问题，机构之间相互独立、竞争、封闭，这一壁垒现在可以通过共享医疗打破。加上医务人员参与共享的意愿较高，或许最终能盘活社会医疗资源。”

遍地开花

围绕医院、医生的共享平台最早露面。

元旦刚过，五个月前以“共享医生”首次在业内亮相、去年12月底开业的大医汇，又推出“自由约医”共享医生服务，可直接对接全国医师多点执业需求，并且患者可自由约诊平台上的医生和医生集团。

大医汇执行院长李志荣介绍，目前与大医汇签约的医生达500余人，签约时间分为半年和一年，签长期合约的医生约300多人。同时，大医汇还先后与国内十家医生集团签约，如冬雷脑科、弘大影像、杏林中医等位列其中。

“大医汇还可以共享医疗设备，包括影像、麻醉、检验、消毒室等。我们的科室涵盖了公立医院80%-90%的服务，现在没有住院部，但可以提供日间手术。”李志荣说。

与其前后脚露面的是大医汇“夜市”，即在提供包括日间手术在内的日间门诊之外，提供跟公立医院错峰的夜诊服务。大医汇创始人詹智勇表示：“大医汇将实行一个医生、一个诊金的方式，从40块挂号费起步，提供不同层次、不同需要的医疗服务。同时打造医生平台孵化器，让更多的医生在大医汇创业，组建更多医生集团。”

无独有偶，同样诞生在广州市越秀区、主打“IAB+医生孵化器”的华南首个共享医疗中心近日宣布成立。

记者了解到，该中心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配备MR、CT等多种医疗检查设备，与第三方体检机构合作，为医生及医生团队提供共享式诊室、共享检验检测设备、医疗云系统、医生助理等配套服务，为专家学者提供产学研平台，孵化医疗高新技术产品。目前该中心数量已扩展至11个，落地范围由广州延伸到广东省内外城市，未来将设置50个共享诊室，预计总面积达到30000平米。

该中心也实现了医生一站式自由执业平台，打出了医生孵化器的概念。不过，推出该中心的广东威尔医院、联合医生集团林子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市场上主打共享医疗的平台越来越多，但各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大家更希望看到医生在共享平台的执业，可以改变原有的服务模式，以患者为中心，为医生服务，这就需要集合医疗全供应链平台服务，”林子洪说，“患者、医生追求的不止是硬件，而是就医体验提升，除了环境还要专门的人员进行预约、分诊、诊后管理、患者健康数据管理等服务，同时接通药品、保险完善共享服务。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提供医疗全供应链共享平台。”

除此之外，围绕检验科、影像科、药房、消毒供应室、超声科、心电图、手术室、门诊等细分领域的共享也在陆续露面。如企鹅医院CEO王仕锐向记者透露，其正打造共享检验、检测服务，相关设备将像共享单车一样放在用户快速触碰到的场所；康美药业、中国中药等探索的智慧药房，也带有很强的共享色彩。

马常青采取电子问卷调查方式，共收集有效问卷128份，调研结果显示，受访者普遍对共享医疗持有乐观、看好态度，认为共享医疗是必然趋势的比例高达82.03%。

监管新考验

有心参与共享的企业遍布医疗产业链上下游，但各家拿到的“身份证”存在差别。

记者注意到，已成立的共享平台分为政府批复成立、公立医院参与以及民营机构自发布局。如国内首家“医疗商场”杭州全程国际Medical Mall，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新解百集团、迪安诊断和百大集团合作建立，拿到了浙江省卫生计生委批复的共享医疗试点。

马常青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参与形式应该是多样性的。公立医院、政府牵头的优点是影响力大，很快统筹资源，但不够灵活，如医生的收入分配。民营机构比较灵活，可以很快达成绩效分配，在薪资待遇上更具竞争力，但影响力较低，可能难以吸引优质的医院、医生加入。”

是否要让共享平台加入“公立”色彩，是不少布局者思考的问题。广东省卫计委原巡视员廖新波透露，大医汇成立之前也曾犹豫是否要找一个有影响的医院做“后台”。

究其原因，共享医疗模式跟医生多点执业、自由执业紧密相关，而优质医生又大多在公立医院。林子洪告诉记者：“多点执业现在已经变成区域化执业，是省级注册，医生可以在省内自由执业，接下来会慢慢实现跨省执业。”

医生参与共享的意愿较高。马常青的调研对象集中于医疗从业者，占比87.5%，其中临床医生占比73.44%。其中大多数受访者从业年限较长，超过10年的占比超过八成，有96.8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愿意参加共享医疗服务。

但医院的态度依旧是多点执业落地的一大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直言：“似乎多点执业给三甲医院的院长带来了管理麻烦，他的医生要用一部分时间到外面去工作。”

马常青也坦言，国内对医师实行编制管理和定点注册管理制度，虽近些年放开多点执业，医生和部分医疗机构均希望更加自由流动，但现实中的阻碍仍然普遍存在，大家还是觉得多点执业对医院会有冲击，导致医生、患者资源流失。

“共享模式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人力资源是最核心的共享资源之一，跟硬件资源打通之后，多点执业长期存在的落地难问题就可以解决，也可以避免主观偏见干扰。”马常青说。

作为新事物，监管、许可政策和法规配套是绕不开的坎儿。现有的管理规定大多按照传统医疗机构的要求设置，在执业类型、资质审批、医疗规范和技术要求等方面不一定适用于共享医疗。李志荣认为，政策配套不足，多点执业具体去哪里“多点”，体制内的医生如何平衡不同平台的时间、利益等关系，患者多点就诊如何开展。

林子洪告诉记者：“如何集合现有模式做突破，让共享平台的服务扩大，最迫切的还是政策支持，但是各地会比较谨慎，现在的多点执业省级注册、医疗机构许可、药品经营注册等政策都是上世纪90年代设立的，我们一旦开了头，后面的人就可以用了。”

廖新波则指出：“目前政策允许探索共享医疗，但有一些法律障碍，如杭州，政府允许在非医院机构开展日间手术。再追溯到第三方检查检验中心，原先也是非医疗机构不能从事医疗检测，这都需要进一步摸索。”

根据马常青的调研，共享医疗在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难点，受访者反映最强烈的阻碍是院际壁垒（医疗机构间），占比81.25%，政策约束和风险控制也是受访者较为担心的问题，分别占比70.31和68.75%。绩效分配、行政干预和思想意识不足等也不可忽视。

马常青指出，共享医疗的实现需要医院、医生、患者的共同转变。他表示：“医生要打造个人品牌，做好个人粉丝群，包括医疗水平、服务水平提升和沟通理念转变。医院要转变管理思维模式，患者现在认医院，未来是认医生，找准优质医生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