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和他的市场精神
导读：要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那样去解剖这个社会经济关系。
1974年10月的一天，罹患肺癌晚期的顾准对晚辈吴敬琏说：“我们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的，但是现在还不行。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
文革结束时，吴敬琏已经46岁，但是新征程才刚刚开始。
捍卫市场经济，得名“吴市场”
1979年年底和1981年年初，中国先后请来两位重量级的东欧经济学家：波兰的弗·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
他们的讲学让吴敬琏很震动，他原以为改革就是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但他们却说：“经济改革不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而是从一个系统变到另一个系统。”
这让吴敬琏和他的朋友们开始了比较经济学研究，对各种经济系统进行比较，从中寻找中国的改革之路。
1983年，吴敬琏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地、比较经济学发源地——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
在此之前，他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身份相当于教授，可去了之后才发现，由于缺乏经济学基本知识，参加讨论会和研究生基础课都听不懂。为了弥补知识，他只好从本科生的普修课听起。
一年半后，吴敬琏的头发都开始发白了，但也收获颇丰。在耶鲁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改革理论思想，其中最主要也是日后对中国改革路径设计影响最大的，便是他对“行政性分权”和“市场性分权”的划分。
“行政性分权”就是中央把权力下放给地方，由地方行政机构对整个经济进行管理；“市场性分权”是指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进行决策。
吴敬琏认为，中国改革要顺利进行，就必须进行以建立自主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为目标的“三环节配套改革”。
就是这样的整体改革思路，让他在1984年到1986年的经济过热论战中，主张推出配套改革的第一批措施，进行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的全面改革，以缓解和控制通胀。
对此，与吴敬琏同年出生、同样来自江苏的厉以宁有不同看法，他提出了中国经济的“非均衡理论”，认为改革的核心是构建具有充分经济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
与吴敬琏的“一揽子改革”不同，厉以宁主张以企业为中心进行单项突破。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提出企业股份制的人之一，后被称为“厉股份”。
关于1984年开始的经济过热，厉以宁主张不必调控，理由是供不应求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常态，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反而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
在1985年9月举行的巴山轮会议上，外国专家一致判断中国经济已经过热，必须采取从紧的宏观调控。
这一呼声后被政府采纳。但仅仅过了一年，在经济下滑的压力下，政策突然转向，经济再度升温，导致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并在两年后以惨烈的“物价闯关”失败而告终。
多年后，厉以宁和吴敬琏都宣称，自己在这场大论战中的观点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
前者说，1988年“物价闯关”失利正是“价格改革主线派”闯下的大祸；后者则认为，正是因为放弃了积极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中国丧失了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才导致了后来的被动。
当时国内国际动荡，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之争再起波澜。全国范围内还展开了对民营经济的整顿运动，甚至下文禁止私营企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这样的氛围中，很多人噤若寒蝉。但平时温文尔雅的吴敬琏却表现出刚烈的一面，不仅多次与“计划派”直接交锋论战，还上书中央为改革争鸣。他不仅捍卫“商品经济”，还进而提出应该使用“市场经济”这个名词，由此得了“吴市场”这个名号。
1991年年底，吴敬琏发表长篇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并出版《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提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接连被两家出版社放弃出版，书稿辗转到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经过再三斟酌，最后由社长、总编辑、责任编辑三人一起签字：如果因此罹祸，则一同进退。
这本冒着极大风险出版的著作，后来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1992年，总设计师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争论才有了定论。
1993年，吴、厉二人再次就经济过不过热进行了论战。这一次，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选择了吴敬琏支持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
好的市场经济需要法治
“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天真地想，只要冲破计划经济那一套，把市场关系建立起来，就会一帆风顺。”但市场经济也是分好坏的。
吴敬琏把1978年到1993年的改革前15年定性为：增量改革，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突破最大。
增量改革尽管成效显著，但也形成了“双轨制”，使得中国经济变成寻租的温床，衍生出权贵资本，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
1998年，在与经济学家汪丁丁的对话中，他犀利地发问：“为什么规范的改革被视为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瞬间就风行全国？”
2000年，《财经》杂志刊登《基金黑幕》，披露了投资基金大量违规违法操作。当时国内经济学界都缄口不言，但吴敬琏却接受了央视采访，并且直率地指出：“一个市场，如果普遍地违法违规，那就要考虑了：这个环境引诱人们走向违规违法，那么就是有关方面都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
节目播出后，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此前，他的形象是“政府的幕僚”，此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这年底，在央视评选的经济年度人物中，吴敬琏成为十位当选人中唯一的经济学家，而且是第一名，在网络投票中更是遥遥领先。
主持人问吴敬琏：“现在有人把您称作‘中国经济界的良心’。大家都在讲钱，都在讲创造财富和盈利，‘良心’这两个字有什么用处？”
吴敬琏说：“中国老话就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市场经济它需要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没有这样一种信任关系，靠尔虞我诈是发展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
在《对话》节目中，吴敬琏提到了顾准：“我的老师、朋友顾准说，要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那样去解剖这个社会经济关系。”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解剖。
2001年1月14日，吴敬琏在央视节目中炮轰中国股市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
节目播出后，沪深股市连跌三天。有人把气撒在吴敬琏身上，认为他的言论让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是“一言毁市”的罪人。五位著名经济学家还召开了一次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
吴敬琏为此专门写了《股市七题》来回应：“争取建立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
20年前，布鲁斯曾告诫中国同行：“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
进入新世纪，一直秉持着经世济民思想的吴敬琏深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十六大”理论座谈会上，吴敬琏向上递交了书面发言稿，他建议：“当前特别需要强调以下三个理论观点：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二、它是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三、它是法治的市场经济。”
“我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2012年，吴敬琏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尖锐地指出，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行政权力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
“严峻的现实表明，只有尽快重启改革议程，实质性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才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
转变增长方式是根本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以表彰二人将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相结合。颁奖词说，他们设计了新的研究方法以解决我们时代最基础、最紧迫的问题，探究如何创造长期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
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来，中国经济一直依赖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重资产、重投资，由此带来的是对环境的巨大破坏。
2004年，吴敬琏在全国政协专题讨论会上第一次公开表示，要谨防结构调整中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2005年，他又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实现由投资驱动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转变。
吴敬琏希望的技术进步是建设法治化的市场体系，从根本上鼓励创新创业，而不是直接去制定微观领域的技术路线、经营战略，或是给企业补贴。假如在竞争阶段继续给予特定、少数企业补贴，反而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
但当时的经济学界却有很多人反对吴敬琏的观点，除了厉以宁这个老对手，还有樊纲、林毅夫、龙永图等人。
龙永图说：“我国只有老老实实再走10年的加工贸易路，再为外国公司打工打上20年。”林毅夫则通过“比较优势”说，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发展。
但吴敬琏用发展的观点回应道，他并不是要求取消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业，但是也不能永远停留在这种外资拿走90%的价值，中国人只拿5%到10%甚至更低的状态。
虽然他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观点，但少有人喝彩，反而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在重型化和造城运动中走得越来越远。
他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的前言中感慨道：“通过投资扩张来推动增长的做法，不必触动旧的利益格局，因而以强势政府和海量投资为基本特征的威权发展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成为一些官员的行为定式。”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吴敬琏之前担心的景象出现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遭受重挫。
吴敬琏提出的应对之道是“标本兼治”：标就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稳住市场，尽量保持大部分中小企业能够继续运转，但根本问题还是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但随之而来的是4万亿元投资和10万亿元贷款计划。
中国经济实现“V”形反转，外界一片欢呼和惊叹，但吴敬琏并无欣喜。在他看来，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一是宏观调控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边界到底在哪里；二是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问题。
2009年以来，政府多次采取刺激政策，其效果却在递减。例如2014年的1万亿元投下去，只把GDP增长率从一季度的7.4%提高到二季度的7.5%，三季度又回落到7.3%。
吴敬琏2013年发出警告，长时期采取刺激政策容易使宏观经济变得十分脆弱，孕育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唯一的出路就是推进改革，提高“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触动某些人的利益，症结在于制度性障碍。
“政府职能转变是其中关键的关键。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在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加困难。”吴敬琏感叹道。
2017年，吴敬琏将《竞争性市场体制》《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国增长模式抉择》集结为《中国改革三部曲》，重新出版。
虽然这些年新口号、新概念层出不穷，但因为中国改革的基本问题始终存在，书中提出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分析总能与当前问题对照，引起共鸣。
真刀真枪地进行改革
1984年，吴敬琏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调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被薛暮桥转调到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从纯粹的理论研究者到政策咨询专家，符合他注重应用的特点。对于外界“政府幕僚”的说法，吴敬琏多次表示不以为然，“经济学家只能扮演独立思考的学者角色，至少我不充当什么‘帝王师’。”
这种认识源于他早期的一段经历。195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吴敬琏进入中科院经济所。彼时，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计划经济理论的论证中。
1964年清剿市场化思潮，中科院经济所所长孙冶方成为主要批判对象，吴敬琏充当了“理论反击员”的角色。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参加理论论战，却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惭愧的事之一”。
对于这段经历，他在公开场合从不讳言，甚至自我批判道：“不能不把由于自私和盲从，从而在政治运动中采取错误的态度引为终生的教训。”
而他日后的启蒙导师顾准，不仅引领他走进市场经济的大门，更让他学会了独立思考。在以后的学术研讨和论战中，他总是直陈时弊、直抒胸臆。
他曾受到各方的攻击，有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极端“左派”，有某些垄断了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还有来自社会底层、不由分说地反对一切既得利益者的民粹主义。
有一段时间，吴敬琏的很多言论都被“肢解”，外界用只言片语曲解他的意思。但是他始终以无畏的精神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坚持不懈地为改革奔走呼号。
自幼多病的吴敬琏学业断断续续，因为体弱难以承担繁重的科学实验任务才放弃了“科学救国”的理想，改读经济系。但到了晚年，他反而变得愈发精神矍铄。
他的身上，有母亲、一代报人也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邓季惺的影子，两人都非常倔强、相信法治的力量；也有顾准的独立和自省精神，注重从制度上去思考和设计，防止“娜拉出走后”再回到原地。
从计划经济的信徒到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在吴敬琏身上还折射着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
当年，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顾准对吴敬琏说：“还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
四十余年过去了，吴敬琏在去年的演讲中动情地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真刀真枪地进行改革，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希望。我今年87岁了，但还想为改革尽一份力。”
经历了家国多难，国家振兴是他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
今年，吴敬琏出版了新书《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坚持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吴敬琏近日在新书发布会上说，“在这个道路上有很多波动、曲折甚至有时候出现了倒退，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抽象地去肯定改革开放的方向，不是去仅仅停留在鼓掌欢呼上面，而要具体地去考察整个的历程，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来推动我们进一步的改革。”
他进一步反思自己：“以前我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是完全肯定的，认为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婉转表达。但是在我这两年的研究中间，我发现我的这个认识是有偏差的。”
吴敬琏表示：“这种模式虽然看起来是市场引导企业，可是市场还是在国家掌控之下，受到了产业政策以及其他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的扭曲，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所以它是一种间接的行政控制的经济体制，这件事情影响到后来，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
回顾历史与当前问题紧密相连，“我们当前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都可以从我们过去四十年所遇到的问题、所出现的各种偏差找到根源，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经验和教训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