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无论做什么都要有敬畏心
导读：从“中国烟王”到“中国橙王”，在如同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一样，却在中国前无古人地两次登上人生巅峰后，这位老人却显得平静、淡定。
从“中国烟王”到“中国橙王”，在如同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一样，却在中国前无古人地两次登上人生巅峰后，这位老人却显得平静、淡定。这样厚重的人生历程，有理由让我们重新梳理、深入解读，供读者细细品味。
22年前，《中外管理》杂志创始人杨沛霆教授带着几十位来自全国的市长走访云南玉溪，并在因盛产“红塔山”而名扬全国的玉溪卷烟厂，见到了时任厂长的褚时健。在1990年代，他带领的玉溪烟厂年创利税近200亿元，这样的税收贡献放在今天也同样可称为天文数字。同时，褚时健还率先在国内采用了外包管理模式，当时，他认为烟草业的核心能力体现在烟丝上，其他如包装、过滤嘴等等都不是重要的，因此而大胆外包给周边的乡镇企业。这让杨教授很受启发，并随后通过《中外管理》把这一模式传播到了千千万万家企业。
《中外管理》再一次与褚老的缘分，则源于1998年褚老的“出事”。当听说“烟草大王”褚时健身陷囹圄后，杨沛霆教授在吃惊惋惜的同时，又觉得很不是滋味。他认为这样一位有极高威望的企业家陨落，既是个人“悲剧”，也给我们创造了“财富”，那就是一个基于59现象又远不止于59现象的教训总结——杨教授开始写系列文章，呼吁企业家要有自我保护意识。
而后，广为传颂的褚橙故事，为这段悲情岁月映照出了最绚烂的夕阳。
二十年后，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也是褚时健创业近40年之际，20年后，《中外管理》杂志社社长、总编杨光在中外管理商学院太标书院张永林院长的引荐陪同下有幸前往褚老在云南玉溪的寓所，亲身感受这位已届90高龄老人的大家风范。对于这位传奇企业家的一生，我们心怀敬意、感慨不尽，同时又备受鼓舞。他不仅征服了又一座事业山峰，更达到了人生“大道至间”的新高境界。
从“中国烟王”到“中国橙王”，在如同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一样，却在中国前无古人地两次登上人生巅峰后，这位老人却显得平静、淡定。这样厚重的人生历程，有理由让我们重新梳理、深入解读，供读者细细品味。
2018年劳动节前夕，云南玉溪。过了“云南第一村”的牌坊，《中外管理》一行不到五分钟就到了褚时健所在小区。
这个小区与千千万万的居民小区，没有什么区别。干净整洁，趁着阴天天色，一切都显得清亮。但又因为褚时健住在这里，而使得每个细节在访客眼中，又都格外特殊。
我们停留在褚老的“别墅”门口，待管家前去通报。等待期间，一个背影出现在旁边幽暗的车库里，似乎在捣鼓一个花盆。后来才知道，那个平凡的背影，就是鼎鼎大名的褚时健。
终于正式“见”到了褚时健，一位已然九旬高龄的耄耋老者。初见时，我们惊喜发现他一米七五的身板，依然惊人地挺直。由于腰部不适，坐下来的褚时健，需要斜靠在被磨得掉皮的皮沙发上。褚时健微笑招手让《中外管理》杂志总编杨光坐在了他身旁。会面开始。
褚时健说话很慢，句与句之间会停顿约两秒钟。但是他的声音却很坚定，气很足，哪怕到了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也是有力的。聊天间隙，他会摆着手淡淡地说：“现在也糊涂了，不想事情了。”
然而就在一个月前，褚氏庄园旗下另一个新品类——褚柑出炉。这是褚时健和老伴马静芬在十几年前一手打造了“褚橙”之后，又历经四年时间，开发出来的适合春天上市的水果。褚柑一上市，就被各渠道抢购了几千吨。
相传“褚橙”大卖以后，有人将褚橙的枝条拿走，就发展了上万亩。颇有商业意识的马静芬立刻动了念头：“只有一个褚橙不行。”
如今年事已高的褚时健，似乎还是停不下来。
众所周知的是，他曾经以17年之功将一个濒临破产的地方卷烟小厂打造成为了亚洲第一、世界前列的现代化烟草集团后，在一个特有的时代背景下，不幸折戟沉沙，身陷囹圄。
2001年保外就医后，已是74岁的褚时健本该安度晚年。但他却毅然携妻上哀牢山开荒种了橙子。又是17年的默默耕耘，他收获了一个响誉全中国的品牌传奇——“褚橙”的诞生。人们在闲聊之余，吃着橙子，嘴里也嚼着那句颇值得回味的：“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前后两个17年，褚时健做成了不同的事业，创造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身为高龄创业的成功典范，如今他引得无数膜拜者蜂拥而至，拜访取经。然而他却说：“我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所做的，都是尊重规律，恪守本分。”
1
知天命，而创大运
1979年，已经51岁的褚时健被派到云南玉溪卷烟厂“救火”。
彼时，“文革”结束不久，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和玉溪卷烟厂一样的许多地方企业，在经历文革浩劫后迫切需要有能力的带头人，带领大家找到出路。
而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的褚时健，不仅曾经是玉溪地委的干部，而且还在新平县（位于云南中部偏西南，地处哀牢山）把一家糖厂经营得有声有色，成绩有目共睹。
褚时健被平反以后，玉溪地区副书记找到他，试图说服他重回机关工作。但早已对做企业“有点谱”的禇时健表示了“抗拒”。他说，他更适合去搞企业。“企业赚了钱，才有钱交给国家，县里、省里才有钱花嘛。”
几番回合后，褚时健还是选择了去玉溪卷烟厂。这成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弯。
云南有很多地方盛产烟草，但真正堪称“云烟之乡”的，就是玉溪。在玉溪城中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红塔。后来的红塔山集团（前身就是玉溪卷烟厂），正是在褚时健的经营下冉冉飘红，举世闻名。
在褚时健到任之前，玉溪卷烟厂一片凋敝，死气沉沉，生产工艺极其落后，很多工人长期在这里工作都得了气管炎。生产力落后必然拖累生产关系，彼时工厂里人际关系也超乎想象地复杂。可以说，他将接手的就是一个烂摊子。褚时健一到任，就摆出了一个硬气的姿态：我是来做事的！
那时国企改革步伐开始加快推进。扭转玉溪卷烟厂颓势，势在必行。
在错综复杂、极其难搞的局面下，褚时健启动了一系列改革：通过实施引进现代化卷烟设备，把烟田当作企业的“第一车间”，实行“三合一”（把烟草公司、烟厂、烟草专卖局合并一体）管理体制等重头举措，使沉疴缠身的玉溪卷烟厂走上了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尤其是，作为当时的决策者，褚时健以少有的胆量和气魄到国外买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持续几次大规模技术改造，并且在国内创新出外包经营思路，使破旧的小厂在生产规模、技术工艺水平、产品质量上均跨上新的台阶，而使得“红塔山”在1988年时已成为最走俏的卷烟产品，而玉溪卷烟厂也一跃成为国内卷烟业老大。
通过以质取胜，让褚时健体验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市场竞争，并影响了他一生。
他对玉溪卷烟厂的改革历经一路波折到1990年代中期，硬生生从一个濒临倒闭的小烟，厂发展成为最高峰时年产量近90万箱、亚洲第一的大型烟草企业，与555、万宝路等洋烟抗衡。《中外管理》创始人杨沛霆教授当时曾在文章中写道：“‘红塔山’卷烟品牌的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有中央领导称它为‘印钞工厂’。”1993年，玉溪卷烟厂借“红塔山”这个响彻全国的品牌改名为“红塔集团”。
而让业界津津乐道的，就是在企业最具成长意义的17年发展历程中，为国家累积创利税高达991亿元，每年上缴税金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这在当时甚至到今天，都是“天文数字”。作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他时刻思考的都是为国家创收。
“我这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也对得起我家庭几代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褚时健曾说。这一点直到他晚年，到今天，也从未改变。
今天来看，在褚时健的掌舵下，玉溪卷烟厂和红塔集团的发展史，已经成为一部中国民族工业改革创新、精益求精、创造财富、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演进史。迄今为止，能同时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企业界至今尚无第二人。
“山高人为峰”，一句厚重的广告语，也成就了褚时健人生历程中“中国烟草大王”的历史地位。
2
用陨落“开启”新时代
就在褚时健红遍全国，走到人生巅峰时，为国家创造巨额税收的他，却在1996年被送上了被告席。
由于体制问题，他在玉溪卷烟厂创造的辉煌，因为一些微妙的“贪污受贿”举报而戛然而止。事实上，在他进入玉溪卷烟厂的最初两年，就有亲友提醒：为国企做事，明哲保身是第一位，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稍有差错，极有可能给自己惹来大祸。
“大概盛极必衰，我其实也还是天真了。”他事后反思道。
更致命的打击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受此牵连，被关进监狱。10个月后，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儿子也远避国外。
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一纸判决书判处褚时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由于他的贡献、经历不凡，引起全社会对国企经营者“59现象”的广泛关注和巨大争议，媒体一度称褚案为“历史的审判”。
执掌了17年红塔集团的明星企业家一下子跌到谷底，变成阶下囚，这样的人生打击可谓灭顶之灾。就像褚时健后来说的：“改革，总要付出代价的。”
那一年，年过70的褚时健入狱服刑。这一度在经济界引发巨大的同情。在一个新旧体制交替的时代，国企领导人本身就如刀尖上起舞，步步险关。他的“行为”在业界看来是一种对旧体制的顽强“抗争”，甚至有10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中外管理》杂志创始人杨沛霆教授也曾为其向有关部门奔走呼吁：国企经营者失足，国家也有责任。
而他作为企业家特有的贡献与价值，在这时反而获得了企业界更多的关注与认可。包括后来，王石在探望褚时健以后也感慨地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入狱期间，褚时健选择不再与命运“抗争”，而是让自己平静下来。大半辈子的风雨洗礼，早已把他的意志力锤打得无比坚定。
但是，监狱就是监狱，人生最大的遗憾是失去自由，很多时候，褚时健只能孤独地在监狱的图书室里数着日子过每一天。期间，在图书室里负责登记借书、还书是他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在监狱服刑一段时间后，褚时健因为有立功表现被减刑至17年。2001年5月，他因糖尿病严重获批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并被限制活动在老家哀牢山一带。
他的人生似乎燃起一丝新的希望。
3
超高龄再创业
思想的转折，源自弟弟褚时佐的几次狱中探望。
早在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当厂长期间，因为强调亲属不能沾他这个厂长的光，所以褚时佐一直活跃在新平县一带，从事种植和养殖。有一次，褚时佐带来了一些橙子给褚时健，褚时健品尝后称赞：很清甜，和别的橙子不一样。
当弟弟告诉他，这是自己从别处引进的一种原产湖南的冰糖橙以后，褚时健立刻对橙子来了兴致，并鼓励弟弟大量种植。
没想到这个闲聊，成为了他“劫后余生”的下一站目标。
褚时健回到家中休养一段时间后，他还是闲不住，琢磨着“总要做点什么”。思来想去，和老伴多次商量过后，褚时健最终把心思锁定了在狱中和弟弟谈及的冰糖橙上。种植农作物，可不是简单的事，劳神又费力，并且需要长期投入。
但从他自身来说，对于一个曾经叱咤全国的风云人物，在玉溪卷烟厂的高光时期被拉下领军人的位置，当然是遗憾，也还有内心的不甘。
“成就感”这个词，在褚时健的人生字典里一直都在。他需要继续找点事情做，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力量。
之所以决定种橙子，褚时健说自己属牛，“一辈子都要劳动，一辈子都离不开土地”。从早年间经营新平糖厂到拯救玉溪卷烟厂，褚时健对农业和种植都有着很强的亲切感。尽管种橙子没经验，他心中却自有定数。
云南这片广阔的土地，天然适合搞种植。白天日照长，昼夜温差大，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而在褚时健所在的新平境内哀牢山一带，更有着丰富且干净的水源，“很适合种植水果”。
“橙子在水果里味道营养都好，但并没有太普及。如果种出一个好的品种来，对市场来说是件好事。”褚时健决定：要种就种好东西。
他的种植计划是：高品质、大规模。
2002年，已74岁的褚时健向朋友陆续借到1000多万元，包下哀牢山上2400亩荒地，和老伴马静芬一起进山、开荒。对于74岁高龄的褚时健来说，这无异于征服了“红塔山”之后，又要征服另一座真正的大山。谁能保证一定会成功？
褚时健说：“人在任何时候精神都不能垮，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有所作为，这是对自己负责任。人不光要承受苦难，还要有战胜苦难的能力。”
这一年，褚时健成立了新平金泰果品公司，并为要种植的冰糖橙取名“云冠”。公司法人、董事长、总经理均由马静芬担任，而他自己因身份所限，仅以“顾问”挂名。实际上，褚时健是真正的“操盘手”，这样的事他要亲力亲为。
4
用工业化思维种橙
一个核心的问题：2400亩的荒山如何种出好橙子，如何管理？
《褚时健传》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段他的历史：
1980年代末，褚时健对玉溪卷烟厂实施改革时，大规模建设“第一车间”，在烟厂附近的玉溪、通海县以及相邻的江川县三个地方建立优质烟叶基地。“第一车间”也就是烟田，卷烟厂和当地烟农签订合同，按照烟厂的规定种植烟草。
“第一车间”的成功，让褚时健认识到了工业化、标准化的好处。
这一次，他决定如法炮制，采用工业的方式来种橙：一改农业过往粗放的种植方式，请来专业种植人才，对土壤结构、种植周期、植物方式都进行了极为细致的量化。量化思维就是典型的工业化、标准化思维。
例如：褚时健要求，果园内20厘米以上的杂草要清除干净；在花芽现蕾时，要用0.2%的磷酸二氢钾+0.15%的硼砂喷花；施肥沟，深30厘米、宽20厘米、长80-100厘米；每株施有机肥7.5公斤+复合肥0.3公斤。
那些从小都是跟随长辈经验来种地的农民，哪里懂得这些？只知道春耕秋收，有虫打虫，天干浇水。但褚时健的要求却是数字化的：深挖地要多少厘米、株距行距、农药的喷洒量、剪枝到多少厘米。
刚开始，农户一度罢工。
但褚时健采取的措施是：培训＋奖惩。一方面培训农户们的专业知识和具体的操作能力，同时强化作业长的带头作用。另一方面，则是明晰的奖惩制度。
例如：在焚烧疏除枝梢及剪除的干枯枝时，若烧着果树，扣预支生活费50－100元。2月份溃疡病检查，四年生树及挂果树按15片叶/株的标准，扣除预支生活费10元/株等。褚时健用细到不能再细的条文，约束农户们必须往工厂化管理的方向上走。
早在玉溪卷烟厂期间，褚时健就不遗余力地对种植烟叶的烟农给予各种补助。在褚时健看来：把利益共享问题解决了，农户比自己都要对工作负责。
2007年前，褚时健针对农户，采取的薪酬制度是每月固定工资加奖金，同时还提供水电沼气、厨房厕所一应具全的住房。
2007年后，果园大量的树开始结果，收获量达2000多吨后。褚时健又采取另一种薪酬制度：每人每月按时领到2000元借发工资。到年底果子收获后，按农户交出的橙子的总量和等级两个标准算出收入总量，刨除借发工资，剩下的发给农户。这是人员稳定的最大保证，要知道农民随时把自己处于“移动”的状态，哪儿挣钱就去哪儿。第一年，褚时健就遇到了不少不打招呼就全铺盖卷走人的情况。
在收入高低的比较下，农户们都愿意做到高产量、高品质，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按照褚老板严格、精细的生产制度来办。
几年下来，农户渐渐把依照标准办事，视为寻常。一名农户在果园碰到马静芬，马静芬问：干得开不开心？”农户回答：“开心的嘛！你赶我走我都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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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减法计算出来的利润
做农业，要有经营意识和科学技术，才能创造出更可观的价值。
从投入到产出，褚时健的脑子里早已形成一套清晰的逻辑：“搞商品生产要计算仔细，干事情要有效益。”这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到农场学做烧酒积累下来的经验。很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思维习惯。
这样的思维习惯，使得哀牢山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砍伐果树的事件。
2007年前后，在第一批“褚橙”刚刚挂果的时候，产量不如人意。后来通过专家和作业长们反复试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经过间伐过的果树长势明显要比原来的好。
于是，他一拍桌子：“砍！每亩砍到80棵左右！”当时农户们很不情愿。褚时健当然不是武断行事，在他看来“砍”意味着要追求未来的发展。鉴于这种情况，他当即立了一条新规：砍一棵补贴30-40元。就这样，在2006-2009年间橙园果树基本维持在每亩80棵左右的合理规模。
褚时健算得清楚，这就是效益。这样能使果树有足够的间距和营养吸收，保证每棵平均结240个橙子。同时因为“舍得砍”，他的果树挂果年限可长达30年；而普通情况仅有8-9年。按照褚时健的思路，每棵树每个月都要进行“修剪”，让阳光可以从每个角度都能照到每棵橙子，以保证良好的生长。
2008年那年，湖南、江西等冰糖橙原产地遭遇雪灾。褚时健当年就有一个预判：冰糖橙丰产地一旦受灾，就会影响未来几年冰糖橙的市场供需。
而前几年他的果园建成初期，不仅种下了冰糖橙，还种下了5万棵温州蜜柑。2009年，褚时健果断把已种下六七年的5万棵温州蜜柑全部砍掉，改种冰糖橙。让果农们“肝肠寸断”的决定，最后竟实现了大丰收：总产量达4000吨，公司盈利破千万元。从2006年到2013年，橙子平均每年有1.37千吨的增长量；到了2014年，公司实现销售额1亿多元，纯利润7000多万元。
但是在2015年，橙子出现了个头小、皮色不均、口感酸、坏果率高等质量不佳现象。反应到市场上，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褚时健为此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并提出了对质量、途径、品牌等的具体改善办法。第二年，断然砍掉了3.7万棵树。
为了结出更高品质的橙子，他把当年在玉溪卷烟厂打造的质量观再次用到种植上。亲自设计出甜酸比24：1的口味，与其他偏酸口味的外国橙形成鲜明的区别。由于成色姣好、酸甜适口，每斤12元左右的“褚橙”，比市场价格贵出许多，反而供不应求。
“无论做什么都要有敬畏心。要是果子不好吃、品质不高，人家凭什么真金白银买你一个老头子的账？”一生大起大落，悲壮如山，直到耄耋之年，老爷子的骨子里还是透着那股牛劲儿。“我希望人家说起我时，会说上一句：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情。”
6
当精神嫁接上时代
“褚橙”大火，最初是在互联网上。
2012年11月，在褚时健的外孙女婿李亚鑫的操办下，他们的橙子借助一家电商平台销售，上线头一天就在北京创下了销售1500箱、超过7吨的惊人纪录。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认识、敬佩褚时健这个被主流淡忘多年的“历史人物”，也因此，不计其数的企业家、学者、媒体开始重新涌向哀牢山，探底他的商业秘籍。
这几年，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褚橙”每年冬天一上市，短短一个月时间就被抢售一空，“一果难求”。
褚时健的一生绝对“传奇”。而这一回，则完全体现了他与时俱进的思想。一开始对于网上销售，褚时健有些迟疑，但他还是同意“可以试试”。
李亚鑫最终完成了这个“试水”，且效果出人意料。这个不寻常的外孙女婿，自2008年起从加拿大回国，便扎根哀牢山，一手建立了“褚橙”的营销体系。
而褚时健的独子褚一斌在海外漂泊20多年后，也被父亲说服，从新加坡回来安心种橙。家大业大，褚时健二次创业打下来的“江山”，越来越雄壮。
2018年1月17日，“褚橙”庄园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云南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宣布成立，儿子褚一斌出任公司总经理，褚时健任董事长。看起来，在商海大潮中叱咤一生的褚时健，可以卸下重重的担子了。
7
还挂念着国家
今年，褚时健90岁。
虽然说话迟缓，自嘲“糊涂”，其思维却远非同龄人能相比。在2018年盛春之际，面对《中外管理》杂志总编杨光一行的来访，褚时健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往往不会直接回答，而是一字一句地聚焦于自己关注的问题和思考：
“我们现在的经济，GDP照计划上增长百分之六点几是稳的，但是税收增长太小。税收增加小了，就不敢多拿点钱来改善大家的生活，不敢。花多了，国家也支付不起。要税收增加，国家靠税收。老美，老美他歪（云南方言，厉害），它强，就是靠税收。”
褚老与中外管理杂志总编、社长杨光谈国家税收与经济
大半生为国尽忠，暮年却身陷囹圄。但在90岁高龄时，褚时健思考的仍然是，如何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强大。
“这绝不是‘秀’。因为他已不需要秀，他也无力去秀。当一个人所有的‘能力’随着衰老而逐渐褪去时，最后剩下而袒露出来的，恰恰是一颗最真实的心。”杨光总编走出褚家回望这座小楼里的主人背影时，不禁由衷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