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极赋时代色彩的创业者 被称为是“92派”
导读：央广网财经讯 据经济之声《那些年》报道，1992年1月17号，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驶向南方，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据经济之声《那些年》报道，1992年1月17号，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驶向南方，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当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著名的新闻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并被各大媒体转载。这一年，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一批学者、公职人员纷纷下海创业。这一批极赋时代色彩的创业者，被后来人称为是“92派”。
主持人：郭凡生，国家干部。1992年创立慧聪公司。毛振华，国家干部。1992年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信用评级公司中诚信，成为中国评级行业的开山人物。冯仑，国家干部。1993年领导创立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陈东升，国家干部。1993年创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黄怒波，国家干部。1995年创建北京中坤投资集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中诚信集团创始人毛振华博士。欢迎作客我们《那些年》，来讲述您当年创业的故事。今天看了一下您的经历相当传奇，1979年以15岁的年龄，就考取了武汉大学经济系，最小的年龄了吧，当时在年级当中。
毛振华：我们那个年级我算是小的，15岁不止我一个，有两三个。
主持人：就是毛总已经毕业了，我们才进大学念大一。我其实想了一下以您的年龄正好是在文革的时期上小学、中学，我们前两天有很多嘉宾都说他们这个学生时代被很多学工、学农都占据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在想在那样一个时期1979年，您是怎么做到的考上大学，还考上了武汉大学。
毛振华：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学习，我们跟年龄大的同学一比的话，其实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说都要学工、学农，拿着高考的复习资料大家都一起来学习，所以我们当时竞争的时候，我们班同学里面应届生大概不到一半，另外的一半同学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下乡知识青年，那些已经工作过的人了，他们跟我们一起考试，一起来进大学，所以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班最大的是30岁，我是15岁。
主持人：跟您差一半的年龄，人家都成家立业了，所以您是成名于少年。在您的家乡，当时教学质量怎么样，你们那一片，考取大学生，您是唯一一个还是有其他的孩子？
毛振华：其实教育是很落后的，我们老家是湖北省石首县，我们是纯农村的孩子，我们那个村庄大概是在洞庭湖北岸和长江的南岸这么一个狭小的水乡，交通也比较闭塞，我记得我考上大学这一年，我是我们的县里的第一名，我们全县大概考了17个大学和大专的学生，当然现在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我差不多是我们方圆几十公里的第一个考取像武汉大学名牌大学的学生，当时还蛮轰动的。
主持人：我看您的经历您在考上大学之前您都没出过县城，去县城最多也就两到三回。
毛振华：我不是县城考出去的，是从镇里的中学考出去的学生。
主持人：那时候大家对于孩子上大学或考大学这样一个期望值有多高？
毛振华：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氛围现在回忆起来已经是非常的浓烈了，因为邓小平出山之后，恢复高考制度营造了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气氛，所以使得整个社会的导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对于考上大学，非常的看好。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代，上了大学，你自己觉得命运改变了，人们也会觉得你是中国的人才。
主持人：这是社会背景，包括您家里面母亲也是的教师。
毛振华：我的父母亲都做过农村的民办老师，他们也很希望自己家里有一个小孩能够上大学，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他们愿望的一个实现，当时还是蛮骄傲的。
主持人：考上大学之前15岁，没有离开过，最远就是到过县城，离开家那一刻，印象还深吗？第一次离开家，离开县城要到武汉去了？
毛振华：现在从我们家到武汉可能就三个小时左右车程吧，但当时的时候，交通都不是很通，当时的时候，从家里到县城要坐船，差不多20多个小时，再到武汉，所以父母亲也是没有送我到学校，只是送我到了岸边上，一条扁担挑着行李，我就上船，20个小时之后我就到了武汉上大学。
主持人：我就想想十几年后，九几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当旅游了一次，去北京，那个时候父母送您到了江边，您坐了那么长时间的船到了学校，到了学校第一眼的感觉呢？
毛振华：到了学校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一个事情，这个学校里面现在看起来大学生那些条件有是现在看起来到今天看起来比较落后的，当时就我而言我觉得大学的一切都是我过去没见过的，比如抽水马桶，我以前不知道有抽水马桶，这都是非常大的变化，我自己觉得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并且我上学之前，我的老师不说普通话，没有受到很好教育的，他们都是乡村的老师，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见到的老师都是，那我觉得这个大学真的是一个知识的殿堂，每一天都很兴奋。
主持人：这个毛总在之前说到自己15岁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混啊混啊，以一个特别小的年龄跟着高年级的孩子在上课，因为那个时候上学尤其是乡村的学校不是特别的规范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机会，以这么小的年龄跟其他的孩子一块去参加高考并且成功考取了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学校里面学习的氛围是什么样的？
毛振华：当时学校的学习氛围非常浓，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主要是大我们好多岁的被文革耽误的学生在一起，所以他们感觉到时间紧迫争分夺秒，另外一块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邓小平出山之后整个思想教育领域里面打开了了过去封闭的大门，所以说很多现代的西方的这些过去我们没有看到过的这些知识，又进到我们大学课堂，大家觉得都很新鲜，我们其实也不太懂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我年龄太小，从这些同学里面言传身教，跟他们一起来感受，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对我终身的影响都很大，让我学到东西，让我感受到提前感知社会一种向上的精神。
主持人：更加感觉到这是一种幸运了，那个时刻赶上这样一个好的机遇，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主持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那些年》，1992年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一批学者公职人员纷纷下海创业，这一批极具时代色彩的创业者被后来人称为是92派，今天作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中诚信集团创始人毛振华博士。毛博士刚才讲到了您考上大学，而且是经济系，考大学之前您怎么报这样的专业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学经济的人不太多。
毛振华：其实我们从农村出来的时候，我们想学中文系和历史系还有哲学系，因为当时搞政治的氛围很浓，学经济就是当个会计，生产队的会计大概需要经济两个字，实际上我当时考试的成绩不好报志愿，因为主要还是数学分比较高，其他的专业课的分都不是特别高，老师给我建议说你可能学数学跟会计有关系，学一个经济系可能更好，上了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差不多进校我就发现了，我们的经济系是武汉大学最热门的，并且是分最高的一个系。
主持人：但是之前对它一无所知，因为从零之前空白的基础上，得付出多大的努力。
毛振华：还好，因为大家每一个学生都是这样子，每天都是在读书，其实对我来说，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东西除了我们经济学的一些特征之外，历史和哲学，我非常喜欢，对我影响的包括对我后来价值观的影响也很大，我还蛮感谢当年我们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他做了一个教育改革，就是可以跨系，在全国第一个可以跨系选修课程，我就选了欧洲哲学史、西方这个现代史这样一些课程，这些课程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选修课。
主持人：所以您选择了评级，但是在当时中国是没有的，所以这会不会让您的创业过程比较艰难，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毛振华：太艰难了，我办公司的时候，因为从中央的机关的出来办一个中国的公司，办一个中国没有的事业，当时还是企业登记制度，这个行业是干什么的，工商局都没有，没这个行业，你拿执照你不好拿，当时的时候我还跟领导写报告，中国搞市场需要这样一个行业，领导也批示了，这一点应该特别讲当时一个特殊环境，当时的时候，我们讲这个一个事情是一个国际惯例，这个事情是一个成熟的发展中国家有的，那么时候有一个思维，我们就要学习成熟的国家，发展的国家，要遵循国际惯例来工作，我们说国际惯例有这个事情，其实国际惯例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领导一看国际惯例好像也不好反驳，也就批了，所以我们从开始起来看上去很顺利主要是大家都不知道，世界上有我们知道，中国有我们不知道，所以很快把公司执照拿到之后发现一个问题，评级是做债券市场的评级，一个企业要发行债券，它要去找评级公司，评它的信用等级来帮投资者确认债券的利息，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中国没有债券，我们谁也不要评级，我办这个公司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就遇到一个问题，说根本我要做的事情不是怎么评级，是怎么样让中国有债券。
主持人：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毛振华：是，完全不是一个公司能够改变的状态。
主持人：我看到您那个时期好像是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区各个部委、各个机关甚至包括您的一些老同学，跑来跑去。
毛振华：游说大家了解这个行业，同时很重要一个条件推动中国的债券市场，好在这个事情中国本身来讲也不是说有很多人知道中国要发展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快几年之后中国才开始有债券市场，才开始有中国的评级业，所以在这之前我们就做一些咨询，因为一个公司里有了人了，股东要回报，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资本市场咨询工作，所以开始的时候，评级这个业务没做起来，我们做了一些方法制度的研究，另外一块我们开始做一些公司改制、公司融资的咨询还是比较好的。
主持人：这一切都是零的开始，甚至是中国在相关行业当中一个零的突破。
毛振华：我们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个评级公司也是中国第一个做财务顾问，做企业改制上市的咨询公司。
主持人：我们微博上的朋友说，嘉宾的眼光还是很敏锐的，要知道那个时候下海的很多朋友，他们在各个行业很多都是领头羊，都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打破了一个僵局，甚至是从无到有这样一个局面，而且在1992年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今天资料说当时10万党政干部下海创业，北京据说所有的营业执照都发完了，从上海紧急还是天津紧急调了一批营业执照，来给想要下海创业的创业者们做准备。
主持人：因为我跟毛总是校友，我也是武汉大学的。
毛振华：当时教育改革武大是开全国的先河。
主持人：我们那个时候还记得樱顶上面的老图书馆特别抢手，每天如果想去在那自习的话，一定要早起，6点多钟就去排队，您那个时候也会这样吗？
毛振华：没那么严重，很多同学就是一个同学去放这几个书包在那，年龄大的同学帮我用书包给我排一个队，我去的时间都是占便宜的，因为有更勤奋的年龄大的同学。
主持人：年龄小有年龄小的优势，在生活上被更多被照顾，而且那时候武汉大学学生比起羚瑞她们在上大学时候少很多。
毛振华：我那一年全武汉大学只招907个学生，现在一年招10000个学生。
主持人：您刚才讲了经济系是全武汉大学最热门的专业。
毛振华：毕业的时候也很好，那个时候是统一分配，但是据学校介绍，我们经济系的学生有4个来要的，只能有1个学生给他们，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是分配，所以也不愁，基本上所有的同学毕业都去了大的机关，或者大学当老师。
主持人：你们村里这些老师或者村长失望了，原来以为能回来一个会计，您当时分配到哪里？
毛振华：我当时分配到湖北省政府机关。
主持人：学经济分配到政府机关，看19岁，在别人该考大学的年龄，您到社会上开始工作了，刚到单位来报到的情形还记得吗？
毛振华：我觉得还是蛮正常的，因为有好多在我们之前就毕业的大学生，其实觉得蛮受重视的，武汉大学的学生在湖北省小范围之内还是蛮名牌的，所以我们去了之后还是蛮受重视的，尽管年龄小，但是因为社会上有一个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所以觉得自己是社会上的精英，有这种感觉。
主持人：学经济在机关每天做什么呢？
毛振华：我们的基干做研究写研究报告这样一些工作，我觉得这些工作对我的后来影响还是蛮大的，主要跟数据打交道，我开始在统计局干过一年多，后来又去了湖北的省委调查研究室，也是跟省里的领导做调研，写一些讲话稿，写一些政治报告什么的。
主持人：那么这个工作做了多久？
毛振华：一直做到下海创业之前，后来我还到了海南省政府研究室，还到了国务院研究室，都是一路写文章写到南方又写到北京，最后从北京下海。
主持人：我看这个资料说您从科级一直到处级都是破格提拔的？
毛振华：对，有一段时间大概一年提拔一级，主要是我很勤奋，我写很多东西，有一些指标可能符合当时破格提拔，反正我是24岁那一年我做了副处长，26岁那年做了正处长，当时在机关里，我知道的范围之内，可能也是最年轻的。
主持人：就是我那么大，现在连科级也没做到。
主持人：这么好一个仕途，怎么想掉仍掉自己的铁饭碗？其实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个金饭碗，这都不是一个铁饭碗。
毛振华：因为从我们农村出来的话其实官本位思想还是很严重的，在我们老家差不多第一个武汉大学学生，第一个到省委工作的第一个到中南海工作的大概都是这样子，自己也还蛮骄傲的，从我们自己80年代来说参与了80年代改革这些研究和设计，从我们学经济学来讲知道中国的改革，邓小平南巡之后又重新要启动，这一次启动因为它正式确立了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改革的一个中级模式，这样让我们很清晰感觉到中国不仅仅在理论上，在政府机构里面需要有一些来研究市场经济，最需要一批搞市场经济的人，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很冲动，觉得我们应该有很大的空间去做这种市场经济本身的这么一个实验性的工作。
主持人：也就是说之前这几年研究工作，让您更敏感了一些，那您看过去我们说考大学，原来都是我们把没考上大学的人叫家里人，考上大学就是国家干部身份了，那就是国家的人，您都是到中南海的人，结果现在又变成家里的人。
毛振华：其实当时没那么大的变化，我当时出来做公司的时候，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完全一无反顾这种状态，因为当时做公司的时候，觉得好像换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可能还可以回来，事实上中国彻底把因为那时候中国没有私营企业，我们创办的也是吸收国有的企业当股东，是一个股份制企业，事实上很多同事也下了海，后来又回去过很多人，那时候还是通的，没有说像现在公务员非常大非常大一个门槛，那时候不是，大学毕业生到机关，机关出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还有好多回去的，所以我们当时出来的时候觉得也是换了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对国家可能贡献更大，另外自己年龄比较小，当时来说很实事求是的说，在晋升上一个级别到副局级，好像是我们中南海当时北区就是国务院这个区域里面最年轻的副局长37岁，我那个时候26岁的话，我一看还有11年我才能当一个副局长，这个可长了，我还是出去干一点别的事吧。更重要是觉得我们学的知识从我们感受来看中国的市场经济开了这个门之后，大有用武之地，在那样一个领域里面应该会发挥的更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但是这个时间点是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是看了小平整个南巡讲话要点也是很有信心了。
毛振华：我在中南海工作，所以对那些政策性的变化，特别是小平的指示，小平这些讲话他的要点和他的中国社会的影响，我比一般人体会的更深刻，觉得这个事情对中国的历史的改变，其实来做这个的节目，我一般不参加访谈节目，因为我口才不怎么好，因为今天是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上大学从一个很偏僻的水乡，我家到县城要过4道河，才能够到县城，很偏僻的地方考上大学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也是真心感谢邓小平，1992年的下海也是邓小平带领，当时的环境下，也是以他一己之力改变中国的历史，有这么一个一语定乾坤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才使得我们下海，就我们这些人来讲对于邓小平的感情是其他任何人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我觉得当时来讲的话，现在的回忆起来还是真是热血沸腾。
主持人：热血沸腾，特别激动，刚才您用了一个词也挺冲动的，下海之初想好自己要做什么吗？
毛振华：我说的很冲动，首先我要做经济的实体工作，去做企业，非常冲动，但是实际上讲，其实没有准备的太好，因为以前做干部突然出现这么一个机会就跑出来了，当时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我上大学到机关工作搞研究，一直还是有一个判断，就是市场经济它是像国际比赛一样它有一个国际通行规则，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我们就要看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什么，中国没有，未来中国就应该有，所以从这个思维出发还有一点研究性的思维，从这个思维出发，我想找一个中国还没有的，但在世界上比较成熟还比较火的这样一个事情来做，觉得对国家是一个贡献，同时觉得自己也很有成就感，开创中国一个事业，这样的时候，我从创业的时候选择行业的时候就是按照这样一个思维来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