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现在的互联网创业者学历更高，但在竞争中底线更低

导读：12月20日晚，吴晓波带着新书《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第36期“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他曾因作品《激荡三十年》被大众熟知，1978至2008在他看来“是充满诗意的三十年”，有着创世纪的特征，那些故事也让人热血沸腾。

12月20日晚，吴晓波带着新书《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第36期“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他曾因作品《激荡三十年》被大众熟知，1978至2008在他看来“是充满诗意的三十年”，有着创世纪的特征，那些故事也让人热血沸腾。而如今，吴晓波坦言，写激荡十年，觉得自己内心没有了以往那么多的快意江湖，写得战战兢兢，不知道边界在什么地方，这个十年中国商界所发生的很多景象都令他非常陌生。

发表主题演讲后，吴晓波还与周其仁、杨壮进行了一场对谈。以下内容整理自当日对谈中吴晓波的发言：

我们把企业家看作生产资料，是人类中比较特殊的一些人。早年经商可能是因为好奇或者改变贫穷的命运。但是随着发展，个人化的诉求已经变得很低。所以做30年40年的企业家肯定不是满足他物质的需求，他的认知境界也会有很大的提高。我一直以来特别尊重企业家这个阶层，我看到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这些个人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和获得之间很难成比例。

像我了解的互联网企业家，马化腾腰不好，你现在给他发信息说，微信哪里出问题了，他马上就会回复，现在还处在非常忙碌的状态。我觉得企业家在人类中是一种特殊的材料，每一个人有左脑和右脑，要么偏感性的人，要么偏理性的人。企业家是需要这两个大脑中有一个很强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在感性的层面上非常非常感性，敢于面对不确定性。优秀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赌徒，喜欢赌博，如果没有赌性的话，没办法做那些冒险的判断。第二个，对数据要特别敏感，因为企业家数据能量特别强，他必须是个精算师。但你仔细想，爹娘把我们生下来，很难说一个人生下来以后左脑和右脑这两个能力能全部具备，所以它是一个不断修炼、迭代的过程。

我第一次见李书福是1992、1993年，他那时候在做踏踏板的配件。那次见他是因为他厂子门口撞死了个人。我第一次见他，我就觉得他是很戏剧化的人，有一年他评上浙江十大经济人物，他走上台的时候慢吞吞的。我跟他说：“你为什么慢吞吞呢？”他说：“主持人跟我讲，你慢一点，镜头可以多一点”。2009年，他收购沃尔沃以后，我们有两个研究员到他们公司去调研这件事情，今年出了一本书叫做《新制造时代》。

我去年又见过他一次，在这个人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是很难想象的。如果他还是走路很慢的一个人，还是认为一辆汽车就是“四个轮子两个沙发”，他肯定走不到今天。这40年以来，他自我迭代的能力是从一个搞配件的人变成了掌控那么大的公司。他的公司现在是世界五百强，在这个人身上所发生的进步，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国家在草莽的时代，啥钱都敢赚，到后来开始注重环保，讲企业质量，包括工会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进步。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家的进步，我认为是这三四十年来最大的一个变化。

第二我觉得，企业家对未来的远见和不确定性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而另外一个能力是，当这些判断发生一些不测的时候，你有没有具有强大的纠偏能力，这也是企业家成长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今年贾跃亭的事情闹得非常狗血，开始他要做一家硬件生态闭环。这个想法其实最早是雷军提出来的，小米提出来要搞硬件闭环，搞智能家居。我记得当时写过专栏，我认为不靠谱，而且它不应该发生，硬件闭环本身就是反互联网的逻辑。

去年，小米跌得很厉害，但今年又起来了，销售额过一千个亿。今年雷军的反弹，其实是自我否定的一个结果。所以一个企业家自我的纠偏能力，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

我认为，企业家素质的自我不断迭代和健全，是企业能够不断进步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动力。也是为什么我去看企业很少看战略，我更多的是去看人，看企业家的个性，在时间检验过程中，他所做出的决策。

我认为中国国民性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喜乐性，我们是特别喜乐的民族。从先秦以来，我们没有超验宗教逻辑，儒家是一种现实型宗教，或者现世哲学。这就造成中国人在物质文明方面的投入特别多，中国人特别勤劳，当然这跟我们生活在亚热带、温带也有关系。

喜乐个性使得我们没有超验性宗教，我们去拜菩萨很少有忏悔吧，就上三炷香。第一炷香，身体健康，第二炷香，多赚点钱，第三炷香，千万别打仗。因为没有超验性，没有忏悔，他会把成果用在自己身上，这也是我们物质文明非常发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大量的时间耗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喜乐性是中华民族最大的一个特点，我们没有什么宗教的约束。好处就是我们特别爱钱，在需求端就是我们特别爱享受，消费特别丰富。中国的美食是全世界上最好的了，洗脚、挖耳朵、搓背、打麻将，是别的民族都没有的。我们有很多娱乐消费。这样一个国家他的物质文明不发达是不可能的。

在物质追求中，我们有喜乐心，所以我们在超验的部分底线是非常低的。这也是“水大鱼大”的一个原因。我写《大败局》的时候，写过很多制造业的企业家，写保健品、写VCD、写白酒。在制造业环境中，我看到过最恶劣的竞争，互相绞杀的过程。但我非常抱歉地告诉大家，今天的互联网公司老板差不多都是高学历，但他们在竞争中的底线比当年的前辈们还要低。他们智商更高，但他们也更敢于突破底线。有时候想，可能是中国的人性，我们文化性部分太现实了。这一方面造成了商业极度繁荣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变成了如今非常混沌的状况。

我这两年看中国企业，觉得有两点东西是五六年前看不到的事情。中国企业在最近这几年，在组织模式的建设上形成了自己很独特的能力。比如说，2011年我开始写腾讯传，2007年研究阿里，在腾讯和阿里身上，所形成的内在的创新机制和这种蜂窝组织的竞争能力，赛马机制这些能力，包括他们对产品的理解，我认为都是之前我们完全没有看到过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互联网公司有可能在未来贡献出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

另外一点是我觉得这几年中国大型公司的组织变革非常猛烈。我每年都去海尔，这个公司现在的自我解构能力和发展能力都是五六年前根本没办法想象的事情。像如今的这些互联网公司也好，还是海尔或者美的这样的公司，它发展到这个阶段在全球已经很难找到对标物，从预算能力到组织架构所面临的境况，可以认为它是被局势逼到这里的。当然，这可能会产生很多新的管理思想，这也是我这些年看到的中国式创新的景象。

第二个景象是认为跟这两年中国中产阶层崛起有关系。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家面对本土市场的信心是不足的。这是建立在性价比市场下所带来的结果。这两年，你会发现中产阶层崛起所带来的变化是，在需求部分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变得更理性，摆脱了低端性价比的问题，更愿意为品质买单。

这两年，中国的中小型品牌和细分市场的创新变得越来越猛烈。这种创新不是那些BAT大公司的创新，而是中小型企业面对本土新冒出来的需求所进行的创新，它可能从工业设计开始，到服装，到音乐，甚至街舞也变得非常有中国特色。现在中国搞一个音乐节，和美国的音乐节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自己的特色。这是这些年我看到新的一些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