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2017年房地产依然是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
导读：今年中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有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原因——全球经济回暖。
2017年全球经济回升
助力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今年中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有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原因——全球经济回暖。年初的几个担忧——特朗普新政将对中国外贸出口带来负面影响、美联储加息将迫使中国加息、人民币贬值压力将引起外汇流出从而导致投资机会缺乏等，这些负面事件实际上都没有发生。此外，“黑天鹅事件”也少有发生，美国虽有加息，但比预期的少，9月份没有加息，现在看来12月份加息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不过，即便12月份加息，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那么，美联储自10月开始的缩减资产负债表的举措，是否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呢？其实也无需过度担心：首先，所谓的“缩表利空”是否已反映在预期和资产价格之中了？其次，此前美联储扩表、大搞量化宽松的时候，美国的商业银行并未积极响应。它们不愿将钱放贷给企业和居民，故量化宽松并未显著影响美国的M2和广义货币扩张速度。反过来说，缩表这个逆过程对全球的实质影响也不会太大。
虽然，历史上美联储缩表曾引发新兴市场金融危机，但时至今日，大家已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此外，20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房价和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中国应该也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这也是我们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后发优势，如“十九大报告”就提出金融的双支柱调控模式，回顾、总结历史事件对于后来者是有益处的。
中国经济今年之所以能够见底回稳，“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单纯从净出口来看，其对GDP的贡献今年为0.2个百分点，而去年是-0.4个百分点。如果没有这个负值的影响，中国去年GDP的增长率就是7.1%，比今年要高，这就解释了全球经济回暖对中国经济产生的重要作用。当然，中国经济主要还是靠投资拉动。
尽管如此，中国的出口优势还是在不断减弱——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等客观情况使得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不能持续。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美国曾经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2010年之后被中国所取代；德国、日本也曾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后来它们的地位都下降了。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对美贸易顺差非常大，而当时中国主要出口农副产品；之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越来越大，现在占到美国贸易逆差的50%，原因在于中国的崛起。我们研究全球经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这个此消彼长的现象。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是一个相对的过程，我们不能只看到我们在进步，还要看到别人也在进步。此外，凡事都在发生变化，如特朗普提出要对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制裁，因此，我们也不能对全球经济复苏带给中国的好处预期过高。
2017年房地产依然是
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
2017年，无论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还是销量增速，都大超预期。今年1-9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速为8.1%，商品房销售额增速仍然达到14.6%，使得这轮房地产热潮成为2000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超过两年半。因此，从“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架——“投资”的内部来看，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均有所回落，而房地产投资增速依然坚挺。
不过，从房地产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约为6.5%，并没有继续上行。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仅体现在房地产业本身，更多还体现在它对相关行业的带动上。如今年以来，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与销售额增速之间明显收窄，原因在于今年房地产销售热点地区在三四线城市，而去年在一二线城市。在相同的投资规模下，三四线城市可开发的面积远大于一二线城市，因此，对于建材的需求量也对应增加，从而带动中上游原材料采掘和加工行业的繁荣。
尽管房地产投资增速仍然维持高位，但随着销量增速的回落，2018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将不可避免，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减小。
2018年经济增长“质量”
有望进一步提高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崭新的提法就是要解决当前及今后的核心问题，我的理解是，“不平衡”是居民收入不平衡、城乡差距、地区之间的差距；“不充分”是供给和需求之间匹配不充分，这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原因。
同时，“十九大”报告淡化了GDP这个被长期作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指标，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所以没有提出2035年、乃至2050年的GDP目标，也没有提出居民收入在全球排名的目标，说明“十九大”报告非常看重经济增长的质量。
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就要从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变为经济的高质量，目前，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由于GDP是一个总量指标，而不是质量指标，所以，弱化GDP对接下来的经济政策导向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样的转化之前也有，但没有被好好地执行。其实，在官方表述上，我国从来没有把GDP当作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只是当成一个预期性目标；环保、就业等是放在非常重要的目标位置、必须执行的，叫指令性目标。“十九大”把这些理念进一步予以强化。
因此，2018年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机遇非常明显，如坚持国企改革，国有资本要做强做优做大，一方面，要坚决淘汰僵尸企业，另一方面，要鼓励、培育优秀国有企业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金融改革方面，“十九大”中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些都说明国企改革、金融去杠杆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将给明年中国经济转型带来多重机遇。
2018年中国经济
面临的压力不容低估
虽然把GDP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6.5%还是6.7%已不是那么重要，但明年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不容低估。从“三驾马车”来看，投资增速或将进一步回落，原因在于：第一，基建投资持续五年维持15%以上的高增长，体量越来越大，恐难以持续；第二，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将难以避免；第三，制造业投资增速与民间投资的关联度较大，这些年来，民间投资意愿不足现象非常突出，如PPP项目中民间投资占比较低，故2018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仍将维持中低水平。
从消费来看，它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有较大相关性。随着中国步入中高收入水平国家，收入增速放缓也是大势所趋，所以，消费增速趋缓也不可避免，估计2018年将维持于9%-10%。此外，由于2016年以来居民收入结构出现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偏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偏低的问题，会影响消费结构，需要引起重视。
从出口来看，2018年的出口增速或会低于2017年，一是基数原因，2017年出口增速较高；二是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海外直接投资（FDI）增速下降，影响到加工贸易的增量。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达到13%，再要继续提升的难度很大，且由此带来的贸易摩擦也会越来越多，这就需要我国进一步扩大内需，减少对全球经济的依赖度。
综上所述，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稳中趋缓”，GDP增速估计为6.5%左右。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合乎情理，如二战之后，日本、德国、韩国等成功转型的国家，都是在经济减速过程中转型成功的。中国目前已是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新兴产业的崛起也势不可挡，但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时间，尤其是新兴产业增速虽高，但在经济中的占比较小，需要有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处理好经济转型、经济减速与就业压力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