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忠专访：带给辽宁的政治敏感与思想解放

导读：冯玉忠老师在1959年就提出中国要走市场经济道路的主张并公然发表在《大公报》上，而那时，中国正在全面copy前苏联的经济道路，全面取缔市场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冯老师著书立说，写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讨》一书，堪称中国经济学界全面倡导中国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第一人。

写在前面：

辽宁广播电视台北方频道播出辽宁人物专访，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冯玉忠。与此同时，中央巡视组向中央反映辽宁缺乏政治敏感度。但愿冯玉忠老师的专访能以其对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贡献带给辽宁乃至全国以政治敏感与再一次思想解放。

第一，冯玉忠老师在1959年就提出中国要走市场经济道路的主张并公然发表在《大公报》上，而那时，中国正在全面copy前苏联的经济道路，全面取缔市场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冯老师在第一时间全面系统地反思苏联的经济模式，批判斯大林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著书立说，写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讨》一书，堪称中国经济学界全面倡导中国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第一人。第二，冯玉忠老师在执掌辽宁大学校长帅印的时候，以辽宁大学为阵地，联合一批企业家如赵希友、王泽普、刘向荣等等，又邀请并建言当时许多辽宁省的主要领导，如任仲夷、李铁映、李贵鲜、李长春等，经常举办各种改革开放的研讨会、交流会。而这些企业家都成为了当时中国商界叱咤风雨的人物；这些领导人后来都从辽宁走出，成为党和国家事务领导者。由此，辽宁成为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当之无愧的理论策源地和思想解放的先锋。第三，冯玉忠老师并不只是批判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而是力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为中国改革开放设计一个全面解决方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石——产权制度改革——混合共有制，这个观点在他的文章《提高全民族的资产关切度》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这一观点和概念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被全面采纳。我认为这一思想基石的设计才是真正的顶层设计。

在中国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中，冯玉忠老师于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个以中国大陆大学校长的身份访问韩国并敏锐地以“三近”的角度意识到韩国的重要性，辅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建言中国人大，促成了中国与韩国建交。冯老师还著书立说《我看韩国》，使中国大陆掀起很长时间的韩国热、韩剧热。而近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韩国更加凸显了在这世界风云变幻之际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也更加验证了冯玉忠老师的眼光是高瞻远瞩的。

冯玉忠老师作为教育家、作为截止目前执掌辽宁大学校长帅印最长时间的校长是非常成功的。为此，辽宁大学在这个时期才走出了像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中国首富王健林以及从政的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这样优秀的辽大校友。

值此辽宁广播电视台北方频道播出冯玉忠老师专访之际，也因为百度、搜狗、必应、360综合搜索对电视媒体计算方式带来的搜索不便，赢在中国网给予这篇专访以积极转载以其获得更好的传播并以此写在前面这段话对冯玉忠老师表示祝贺。（张彦林）

辽宁广播电视台北方频道主持人王宇对话著名经济学家冯玉忠

王宇：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了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者，大学校长，人民教师，全国人大代表，省政府的参事，众多称谓里面，您如何  排序，最喜欢我们怎么称呼您？

冯玉忠： 我最喜欢，像你们年轻人管我叫老师，别的都是过去了，再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当前的体制下，不敢称为经济学家，经济理论工作者，平时就叫老师就好。

王宇： 您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整个的经济发展，是它的践行者、研究者和守望者，如果您不敢称为经济学家的话，您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是什么样。

冯玉忠： 这个还不是我个人的谦虚，要成“家”要有独立的见解，甚至于应该有独立的体系。在我们这个体制下很难有独立的体系、主张和见解，更应该形成体系，所以还不如叫经济理论工作者。物理可以有物理学家，可以有数学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

王宇： 您可以说见证了共和国长子沈阳的一步一步的发展，从之前的重工业基地的建设，制造业的建设到它的改革，到它的蜕变，到各种形式的发生的这种变化，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冯玉忠：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后果是严重的。这个体制造成的后果两方面，一个是经济上的后退，它束缚了生产力，所以才要改革。

王宇： 我们知道在中韩建交的第二年，也就是93年，您创办了辽宁省中韩经济文化交流会，那么在之后的许多年来您也创立了辽宁东北亚的文化的促进会。我想知道您做这些群体的，这些团体的最大诉求和用意是什么？

冯玉忠： 在中国大陆的大学校长，访问韩国最早的是我。我为什么对韩国感兴趣，因为目标很小，完全从学校招生角度。我当时预想，留学生将来最多的是韩国。

王宇： 为什么？

冯玉忠： 因为韩国与我们最近，韩国的文化跟我们近。我到韩国以后我得出来了，中韩之间有四近的这个特点。一个是地理近，一个是历史近，一个是文化近，还有一个是我去了韩国以后很强烈地感受到感情近。所以我回来以后，我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题目叫做南朝鲜的中国热和我们应有的对策。中心意思提出要重点建交，建交后我们马上成立了中韩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同时93年，我就在辽大建立了韩国学系，不是韩语系，是韩国学，这在当时是比较早的。可以这样说，世界上我们辽大建立韩国学系是第二，第一的是丹佛大学。所以有时候开玩笑说，丹佛第一，辽大第二。很快招来生源。到现在为止，韩国学系培养的学生就业率也是最高的。

王宇： 那您从韩国的经济体中，领会到了什么和我们不同的元素？

冯玉忠： 我当时访问韩国以后，后来我写了一本书叫《我看韩国》，一个就是它的汉江奇景，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文化，传统文化和我们太近了。我第一次到韩国时，走到哪都是汉字，都是条幅：家事和、百事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看到这些非常亲切。除了语言以外，没有感到出国的感觉。

王宇： 现在韩剧在中国非常热，您如何看待韩剧中的元素？它的文化在中国蔓延的这个现象？

冯玉忠： 这个事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个土壤、中华大地、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简单来说就是八端午。我们说的那个王八蛋实际上是忘八端，演变成骂人的语言，就是说你这个人忘了八端了，忘八端是很不好的意思。八端是什么意思？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韩国实际上在受这个的影响上是很深的。所以它的文艺作品，它的文化的内核，受中华文化影响太深了。而它现在的戏剧，甚至歌曲，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神州大地有这么大的影响，是一拍即合的。

王宇： 我们辽宁和日本、韩国隔海相望，那么现在的经贸情况是一个什么状况？

冯玉忠： 现在势头最好的是中韩之间的经济贸易交流，这个是有点历史原因的。从建交以来这20多年，势头是越来越好。无论文化、科技、经济贸易，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点。

王宇：那咱们将视线转向国内，十八大之后，您认为未来辽宁的经济形式、中国的经济形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冯玉忠： 十八大之后，现在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叫经济转型。转型的两大问题，一个是体制的深化改革，一个是产业的结构的大调整，这个是很艰难的事情，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王宇： 您认为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现在进入深水区了吗？

冯玉忠： 现在是深水区，是攻坚战。因为历史上的弊端比较容易改革的例子，立竿见影已经都进行过了。现在难题多，非常复杂。特别还出现权势集团，通常叫做权贵集团。在我看来这个“贵”字，不能给它带上，权势集团。
王宇：  即得利益者往往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冯玉忠：  对。这个和我们改革30多年应该说是一个教训。

王宇：  您之前发表讲话提出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个理论性的，理论的历史性的突破，那么您认为这一次全会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冯玉忠：这次全会的亮点很多，最大的亮点有三条。一个是解决了一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多年来争论没有到位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两个关系问题都是长期争论，理论上争论，时间上不到位，三中全会到位了。第三个亮点就是保护产权的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在争论的问题。最早是苏联，1919年通过一个决议，明确宣布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价值规律。消灭价值规律就是消灭市场经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而在苏联，理论上这么确认了，行动上确实建立了计划经济。所以在苏联，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只能讲产品，不能讲商品，只能讲产品调拨，不能讲商品交换。所以二三十年代叫消灭，四十年代叫改造，五十年代叫限制。而我们中国是学习苏联了，49年建政以来，全面学习苏联，也是建立了计划经济制度，不能讲商品，不能讲商品经济。后来中国也承认有商品经济，在这之前不能讲商品经济。

王宇：所以这一次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性突破。

冯玉忠：但是还不能讲市场经济，84年只能讲，叫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直到1991年还在批判这个市场经济，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来，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时候开始，可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作用是什么呢？说是重要作用，后来又说是基础性作用。从消灭、改造、限制到决定，经过几十年到半个多世纪。

王宇：前一段您在辽宁省经济体制改变研讨会上，您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么也谈及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您认为辽宁省将如何能够 更好的将中央的纲领性的文件和精神更好地落地，更扎实地落地，您有哪些建议吗？

冯玉忠：  一个是要重公轻私的观念要转变，一个是重官轻民的观念要转变，一个是重大轻小的观念要转变。第二个就是体制要改革，要还权于民，市场能做的事情，政府就不要再插手，社会能办到的事情。政府就要放给社会。而要实现这个是很不容易的，除了观念的转变，还有一个是体制上的转变。权力要下放，要打破原有垄断一切行为的习惯也是很艰难的。计划经济的现代遗存，很值得我们警惕，官本位思想也是中国历史的传统，但是这么严重，这么广泛，是前所未有的。

王宇：在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觉得市场经济制造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假冒伪劣，比如说不诚信，您思考过吗？怎么看?

冯玉忠：实际上这是一大误区，把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归结于改革开放，归结于市场经济，这是很大的误区。恰恰相反，这些现象的出现，恰恰是市场经济不法的。市场经济本来它的基本功能有五大功能。一个是它是个便民经济，它方便公民的生活。第二它是群众性经济，人人动手，人人动脑，不是少数人有政府计划调拨，不像计划经济那样。第三，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的经济。第四个功能就是市场经济本来是高文化经济，高效率经济。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功能叫做造就人才的大学校。从实践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市场经济越发达，穷人的日子越好过，弱势群体的日子越好过。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实际上北方和南方就有差距。北方市场经济不发达，因此弱势群体 上升的机会基本性堵死了。

王宇：中国历来的封建社会导致对商人的地位非常的低，鄙商

冯玉忠：历史上中国就轻商，鄙商，抑商（抑制商人），特别是经过计划经济年代，加深了轻商思想，所以呢，在改革开放以来， 恢复了市场，加上我们监督不到位，管理不到位，确实出现了很多不健康现象，像追求眼前利益。短期行为普遍化，企业行为短期化，个人行为短期化，甚至有的地方、政府的行为是短期化的。为什么短期行为这么普遍化？是因为产权得不到保护，产权问题是我们一切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总根。

王宇：现在很多刚毕业的学子把创业作为自己人生的一个长线的规划和投资并且作为方向，那么您认为大学生毕业创业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冯玉忠：这是是一个新的气象，提出大学生创业是很好的一个势头。但是大学生创业，大学生本身思想知识准备，思想精神准备是不是很充足，我觉得大学生创业，首先他得要有一个信念：我创业，我固然要有个人的经济地位的改善，我要为民族振兴，拼搏奉献。

王宇：因为刚从学校出来，您做了这么多年的教育工作者，很多学生出来之后他的产品，搭建的团队，品牌的定位，产品的选择，包括公司的运营诸多环节改怎么考虑？

冯玉忠：大学的教育问题，实践性是少，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很差。所以在校大学生，书本知识有一些，但是实践能力很差，动手能力差，但是他有这种创业的欲望，有这种精神准备，那就要学会捕捉信息，不等不靠，拼搏，要敢闯字当头，而且在创业的过程中要学会什么呢？要学会联合，合理，要组成一个团队共同来创业，政府当然会扶植，社会当然会帮助。

王宇：那我想知道学生们对您的评价是什么？

冯玉忠：一般跟我接触过的学生，觉得我这个老师跟他们还亲近，我一般也愿意和年轻人沟通，交朋友。

王宇：那您对学生们最常说的话是什么？

冯玉忠：我主要是讲他们要立大志，要有志气，要敢于独立思考，要有独立的人格。

王宇：那么中国的高校教育和国外的高校教育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冯玉忠：最大的差异就是办学理念，大学精神我们很欠缺，所谓大学精神就是独立思考。

王宇：年轻人需要更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冯玉忠：对，而且对青年不要用一个尺度要求。

王宇：如今中小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那么很多中小企业主，小微型企业的这些老总们，每天苦于要生存，让他的团队去生存，去成长。那么我们用一个词叫闭门造车，很多政府好的信息，好的帮扶的政策接受不到，那么您作为教育家和经济学家，那么有哪些好的建议。

冯玉忠： 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扶植，5个要素：扶植、辅导、维权、服务、管理。出发点不要从管理角度出发，而是要树立：“我出发点是扶植，帮扶”这种理念，这只是一方面。但是现在看来，光靠政府是有限的。

王宇：现在商会也逐渐的涌现了。

冯玉忠： 这就要按照三中全会决定里边：解决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要发展民间组织，各种中介组织，为中小企业服务，甚至中小企业本身就应该组织起来。

王宇：本身它也是起到一个资源优化的，资源配置的这么一个作用。

冯玉忠：也需要政府放款政策，这得需要放权，要让企业家们自己管理自己。

王宇：那么辽宁大学作为中国重要的培养高等人才的基地，当年的青涩学子们，如今是在祖国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中坚力量，有哪几位让您印象深刻，最值得骄傲？

冯玉忠：辽大毕业生，因为我在辽大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辽大的毕业生广义的说都是我的学生。因为，从1950年我就在这个学校了，也出了一些人才，其中值得我们辽大高兴的是现任的北大校长，王恩哥博士就是我们辽大物理系毕业的。在政界的比如像  四川的现任的省委书记，也是咱们辽大毕业生。

王宇：那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研究者，您认为中国经济能够走向良性发展的魂是什么？

冯玉忠：我觉得中国下一步的发展靠什么呢？还是靠深化改革，深化改革的新课题就是三中全会这次决定，一个是要进一步市场化，一个就是要充分的发挥社会力量，还有一条就是要强调这点，要建立健全产权保护制度。要说魂，可以说是保护产权制度，这才是最基础的，我们的教训就是因为对产权缺少这种切实的保护。

王宇： 那么大学的人才培养的魂是什么？

冯玉忠：找回大学精神。大学的精神用传统话来说就是要发挥这种两位先生的作用，一个是德先生，一个是赛先生，就是说要使民主和科学在大学的校园里头充分的发挥。

王宇：那您认为创业的魂呢？

冯玉忠：坚持、独立思考、要有独创的精神、要走自己的路，要有与众不同的个性。所有的问题就是缺少个性化，随大溜，就是随众心里太重，绵阳的思维。

王宇： 我拜读您的作品，您是平民经济学家，我可以这么定位吗？因为您的老师我觉得都是农民，工人，那你始终在做着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冯玉忠： 不少人这么说我，说我是平民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我不敢当，但是和平民始终保持联系我自认为这是我一大特点，因此我的一生，提出的一些观点，很少是从书本上来的，很少是从概念出发的。所以1956年我写了一篇长篇论文叫作《提高全民族的资产关切度》。

王宇： 当时这个词非常火，“资产关切度”。

冯玉忠： 这个概念不是书本上来的，是农民启发给我的，特别是我家乡的农民。

王宇： 见证了改革转型创新发展，包括现在的融合阶段，那么我想知道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冯玉忠： 我从我的经历和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民族的潜力很大。

王宇： 如果时光倒流，让您重新度过一次人生，您还会走到今天这里吗？

冯玉忠：如果按照我现在这个观念，我要学一门技术，我要学功夫，我要在科技上做出贡献，比较切合实际，但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王宇：您如何看待人生？

冯玉忠：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度，我这么看人生：一切听其自然，顺其自然，不要强求。

王宇： 您觉得谁是冯玉忠？他的标签是什么？

冯玉忠： 我自认为冯玉忠的最大的，就像你说标签特点也好，他始终关注弱势群体，我们要把群众路线的魂，灵魂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搞清楚。没有尊重群众权利这一条，即使天天和群众在一起，也不能叫群众路线，我觉得应该叫尊民。尊重公民，这个平等的，爱民是居高临下的，应该提倡是官尊民，民爱官，尊民亲民真正是人性、人本、人道，第三是护民，不是管民，而是保护公民。

王宇： 那您对辽宁未来的发展最大的期盼是什么？

冯玉忠：首先还是要有一个转变观念问题，振兴东北刚提出时我就提出了对100个项目，600亿资金要感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我看来，对东北来说观念不转变，者100个项目管不好，这600亿资金不会发挥效益，所以观念需要转变。要转变三个观念：重公轻私的观念要转变、重官轻民的观念要转变、重大轻小的观念要转变，比如，早市是个传统，但是我们往往轻易地取消早市，都上超市买菜去了，我们基本群众还需要。夜市基本取消了，我到台湾去，专门考察了台湾的夜市文化，我回来写了报告，有的市接受我的意见，恢复了夜市，基本市民需要啊，包括我们交通，我们很少考虑市民横过马路通道，我们的十字路口基本上没有地下通道，过街没有天桥，当然就横穿马路，当然就要出事故，当然交警就要设立隔离站，这就说明我们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缺少对基本群众生活的考虑，所以这个理念太重要了，正确的理念比一百条措施都重要，所以要有正确的理念，我们缺少在这方面的宣传，我们的主流媒体往往在这方面的宣传不够。

王宇： 我眼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感谢冯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辽宁人物感谢您！

冯玉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