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吉林报告》争议发酵：产业之争上升为理论框架之争
导读：关注此事件的各位朋友想必已经很清楚争议的来龙去脉了。最为激烈的批评声音来自前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针对“吉林报告”提出的吉林应“发展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轻纺、现代装备等产业集群”的建议，他认为这是要“把吉林带到坑里”。
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领衔的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团队，近日发布了30多万字的重磅报告——《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引发巨大争议。
为了帮助大家更顺畅地阅读这篇推送，此处先概述一下这份《吉林报告》的主要观点，尤其是引发争议的相关观点——
《吉林报告》依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解决东北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从“违背比较优势型赶超战略”转轨到“遵循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报告强调，只有在轻纺行业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即轻工业的比重要超过重工业之后，重工业才能具备自生能力地快速健康壮大，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在国际上也是没有竞争力的。并得出结论，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短”板是以纺织服装、家电与消费电子为龙头的轻工业集群和相应商业网络严重缺失。
《吉林报告》提出，过去振兴东北的战略思路是侧重“加长避短”（提升重工业忽略轻工业），然而在当今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东北与吉林如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进行“扬长补短”是其转型升级的根本。在具体的转型升级政策方法上，报告建议吉林发展五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大农业产业集群、大健康产业集群、现代轻纺产业集群、现代装备产业集群、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报告称，“这五大五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将成为未来培育吉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关注此事件的各位朋友想必已经很清楚争议的来龙去脉了。最为激烈的批评声音来自前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针对“吉林报告”提出的吉林应“发展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轻纺、现代装备等产业集群”的建议，他认为这是要“把吉林带到坑里”。
随后，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在其官网上发布了报告原文，《吉林报告》的核心团队成员，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付才辉也回应了孙建波的批评。付才辉称，孙建波提出吉林省要发挥医药健康、旅游运动、农业食品等比较优势，并以此来批评《吉林报告》没有指出来这些比较优势。事实上，这些内容正是《吉林报告》提出吉林省可以叠加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轻纺、现代装备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等五大万亿量级的符合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的内容之一，而且有更加系统和详细的分析。
不过，这一轮争议并没有因为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回应而平息。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在其个人公众号上发表长文《新结构经济学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吗？兼就<吉林报告>与林毅夫教授商榷》，将此前大家主要关注的吉林该不该发展轻纺工业等问题，上升到了“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究竟适用何种理论框架”的高度。
张可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是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的一种改进，但比较优势理论适用于分析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分工与发展问题，而不适用于分析膨胀区域与萧条区域。老工业基地属于萧条区域，其与落后区域虽然都是问题区域，但有本质区别。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工业基地曾经高度辉煌过，只不过是由于“路径依赖”等原因衰落了，而落后区域从来就没有步入现代化的轨道，因此二者的发展条件、起点与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完全是不一样的。
曾在去年下半年和林毅夫展开产业政策争论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国强也于今天就《吉林报告》发声。秉承其坚定的“有限政府”论，田国强就《吉林报告》中“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外商投资较低的根本原因不是营商环境差而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低”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尽快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模式，形成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体的指导，对东北的情况更是如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公司金融研究室研究员张跃文的观点与田国强类似。在他看来，吉林目前最缺乏的是让关键生产要素有效结合并且发挥效益的土壤和环境，“吉林经济问题源于非经济因素”。因此他提出，政府作为积极行动的主体，在吉林经济振兴中需要发挥更主动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要政府拿多少钱来办企业，也不是仅仅让政府出台多少政策减税降费。而是请政府加快“自我改革”，为企业和创业者松绑，为社会保障兜底，主动减政放权，裁减机构和冗员。
《吉林报告》对吉林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现实意义毋庸置疑。不过当前版本的《吉林报告》本就是征求意见稿，有价值的学术争议越多，就越有可能帮助报告改进与完善，更深一步说，甚至会推进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对于这类有见地、有现实意义的学术讨论，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乐见其成的。以下摘取张可云、田国强以及张跃文三位学者有关《吉林报告》的最新观点供各位参考。
张可云：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的是何种理论框架？
《吉林报告》第1章用较长的篇幅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并明确了东北发展问题的分析框架是新结构经济学。实事求是地说，这一章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介绍很难让人看出清晰的理论脉络与线索。报告正文第2页的一段话似乎是对这个分析框架的定义，即“2012 年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工作回来后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从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来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的决定因素，以及作为上层建筑影响交易费用的各种制度安排如何决定于作为经济基础的产业和技术。”这个表述不简洁，也不通俗。如果按此说法，这里定义的新结构经济学顶多算是一种分析现实问题的套路，称不上是一种理论流派。而且，其分析的空间单元是国家而不是国家内的区域。而国家内部的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与面临的问题并不完全一致，几乎不可能用一套理论去回答不同类型区域的“如何确定本地区的发展思路与方向”之类的问题。或者说，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能解决所有不同类型区域发展问题的唯一理论分析框架。林毅夫教授在《新结构经济学》（2013年7月2日发表于“爱思想”网）一文中指出：“要素禀赋与其结构同时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总预算跟它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就决定其经济的比较优势。”据此可以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是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的一种改进。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到底是否适合用来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呢？
应该承认，区域经济学中所运用的区域分工理论大多数来自一般经济学。这些理论可分为古典、新古典与现代三类。古典分工理论有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与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新古典分工理论有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与萨缪尔森提出的要素均等化理论等，现代分工理论较多，主要有技术差距理论、需求相似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等。事实上，众多分工理论的基本假设、问题提出的背景、侧重的角度与政策含义都是不尽一致的，在被用作区域经济分析时，必须甄别理论的适用性，否则有可能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
理论经济学要求解释统一，因而只能求助于不符合现实的假设；而区域经济学在研究具体区域发展问题时，往往运用的是适用于本类区域分析的理论与地理学的归纳方法。
根据区域病理分析，区域可分为四类，即发达区域、落后区域、膨胀区域（即患城市病的区域）与萧条区域（即老工业基地），关于这些区域的突出特点，可参见本人今年8月4日发送的《中国区域经济新常态的新表述》一文，此文中的现代化前区域相当于落后区域，年青区域相当于发达区域，成熟区域相当于膨胀区域，老年区域相当于萧条区域。将不同类型区域的特点与不同的区域分工理论进行对照，便会发现比较优势理论不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
比较优势理论适用于分析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分工与发展问题。相对于参照区域而言，发达地区几乎在各个领域都领先于对方，而落后区域几乎在各个领域都落后于对方，因此只能按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分工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各自的主要发展方向。虽然比较优势理论是大卫·李嘉图提出的，但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时期中国大思想家墨子就提出了“利中取大，害中取小”的比较优势思想，后来人们用“两害相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来概括这一思想。那么为何比较优势理论不适用于分析膨胀区域与萧条区域呢？
膨胀区域与萧条区域是目前与曾经的发达地区，其与典型的发达地区存在的区别在于前者患有城市病，后者患有萧条病。老工业基地之所以得萧条病，是由于其比较优势已经丧失殆尽，或许更准确地说就是其过去对其他区域所占有的领先优势由于各种原因已经一去不返了。例如，新中国初期，吉林的长春在汽车制造、电影等领域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但目前已很难再现往日的风光了。或许有人会说，那可以将萧条区域与落后区域同等看待，不也可以用比较优势理论来分析老工业基地的问题吗？这是不正确的！老工业基地与落后区域虽然都是问题区域，但有本质区别。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工业基地曾经高度辉煌过，只不过是由于“路径依赖”等原因衰落了，而落后区域从来就没有步入现代化的轨道，因此二者的发展条件、起点与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完全是不一样的。
萧条区域的衰落需要从内外两个方面找原因。从内部来看，路径依赖、制度刚性等是主要原因；从外部来看，外来的竞争压力与冲击增大、其他区域的区位条件改善以及其他区域的重大技术创新等是主要原因。从区域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的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老工业基地的固步自封或倒退的内部与外部原因都源于一个字，即“老”。所谓“老”，是指老工业基地的工业化起步时间相对较早，其在辉煌时期感受不到外部的竞争压力与内部路径问题，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变迁，其曾经所拥有的地位被其他区域所取代，并陷入一个主要产业衰退—人口特别是技术人员大量外流的恶性循环之中。破解老工业基地振兴难题，关键不在于寻找区域内的比较优势和识别区域内的要素禀赋优势，而在于从大范围区域乃至于全国或全球的环境变迁中发现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机会并重新规划自身的发展定位。囿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很难找到治疗老工业基地萧条病的良方的。如果非得套用一个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比比较优势理论更适合用于分析吉林这种老工业基地集中地区的发展。
与其他非老工业基地区域相比较，老工业基地区域的基本特点是长短互见。一方面，其辉煌时期对其他区域的压倒性优势已经丧失，已经不存在发达区域对落后区域那种全面领先的优势，因而不存在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去确定其发展定位的可能；另一方面，虽然老工业基地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耀，但长期工业化所积累的底蕴犹存，而且老化是点的问题，而不是面的问题，或者说并不是整个吉林省或东北地区都是老工业基地，其不像落后区域，在产业发展领域并非一无是处，区际比较存在短板与长处，因而宜用绝对优势理论分析其发展方向与定位；另外，老工业基地普遍衰退并不否定其在少数领域还存在一定的竞争优势，这是其振兴的火种，因而宜用竞争优势理论分析其重新崛起的发力点与行动路线图。分析至此，何种理论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这一问题的答案已经清楚了。
《吉林报告》的《报告概要》第2页明确说，“按照林毅夫教授开创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解决东北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从“违背比较优势型赶超战略”转轨到“遵循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事实上，吉林等老工业基地在辉煌时期不可能提赶超战略，其衰退后更谈不上赶超。而且从理论上说，比较优势理论不适用于老工业基地。因此，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去研究吉林的发展方向、思路与政策是值得商榷的。
田国强：学者没有实际工作者了解具体情况，因此更应进行理论和原则性指导，而非给出具体建议
既然是产业政策方面的建议，那应该是在说要由政府来主导，我对这个轻工业产业政策的看法，无论是从信息、外部性、激励、效率、公平、风险，还是从改革及其治理的任何一个方面来看都有问题，大致看法如下。
1）信息。到底是学者更了解发展哪个具体产业更可发展，还是市场、大众及其企业家更了解？之所以要分散决策，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由于市场信息难以被少数人掌握。
2）外部性。轻工业行业有外部性？需要政府去干预？？如果市场会失灵，许多经济学，包括我本人，认为政府需要规制（间接而不是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但轻工业行业基本上是一个竞争性的行业，应该是让市场发挥作用，需要政府去扶持？
3）激励。企业基本都是逐利的，有利才去发展，东北在轻工业行业方面有竞争优势？企业家会跑到东北去投资设厂？
4）效率。既然信息和激励都有问题，效率能高到哪里去？民企不愿意去做，国企去做会有效率？况且对一个正外部性不大的行业进行扶持，效果会大吗？
5）公平。给予政策的优惠，扶持一个企业，而不扶持另外一个企业，怎么决定？即使能决定，为什么给他不给我，公平吗？
6）风险。当然，我们可以等到一定时间让事实说话，谁对谁非，但问题是风险谁来承担？不像个人和民企决策，风险和收益都是你自己的，一般不会影响大局，而给政府做具体建议，提出具体产业政策，不像理论探讨，是要具体实施的，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政府政策一旦出错，其影响是全面和长远的。所以，应该有风险意识和防火墙意识，让政府尽量减少在经济活动中的风险。
作为学者，更应该是进行理论和原则性方面的指导，并且这种指导要充分考虑国情，而不是具体的建议，因为我们没有市场、大众、具体政策部门，实际工作者更了解具体情况。这是我一直的看法，并且落实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去。比如，对我们上海财大高等研究原的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项目，我们定的一个准则就是，原则上不给出具体政策建议，只是进行风险评估的情景分析，反事实分析、政策模拟分析，为政府决策作出理论、量化和历史三位一体的科学分析，而不是给具体建议。所以，我们报告每期的副标题都是风险评估。政策模拟及其治理。
7）改革和治理。在林毅夫领衔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中，基本没有强调改革，体制机制的问题。他们提供了打造五大具体产业集群的建议，并认为：“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外商投资较低的根本原因不是营商环境差而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低。”
而我对投资回报率低原因的看法正好相反。如果只谈发展，只谈政策，不谈改革和治理，是很难让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的；不解决和有一个基本、基础的元制度环境，是很难产生出工业革命、企业家精神和毁灭式创新的。
中国经济近些年的下滑，关键是改革不到位。我们的理论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改革与不改革、改革到位与不到位，经济增长相差好几个百分点。其实，经济失衡是表象，体制失衡才是深层次原因，治理失衡才是根源。否则，就会出现过去那种随着政策的松紧和上下波动，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
所以，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尽快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模式，形成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体的指导，对东北的情况更是如此。
这就需要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发挥好的恰当的而不是多的作用，从而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要大大有能、有为，而在具体经济活动方面，特别竞争性行业方面，要大大地无为，要无为而治。
所以，政府的基本定位就只能是有能的有限政府，而不是事事有为的有为政府。这是我和林毅夫教授之间一直以来最大的争论焦点。
张跃文：吉林经济问题源于非经济因素
《吉林报告》对于吉林省产业结构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并从中发掘吉林省传统产业特别是重工业渐趋落后，轻纺工业迎来机会窗口等产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但是对吉林重化工业为什么会落后，轻纺工业何以能做强，缺乏更有逻辑性的深入分析。这使得仅从数据得出的结论略显单薄。
关于形成吉林经济当前局面的原因，有关专家学者已经分析较多，其中比较常见的是体制机制因素，中央政策因素，文化因素和历史因素。但是关于这些因素是如何综合发挥作用，导致地区经济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尚缺乏综合性的理论解释，这也使得很多研究吉林经济的研究报告浮于表面，难治根本。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应势应时，紧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主张更好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受到中央部委和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相对落后省份政府的青睐，并非偶然。这是林教授理论的一次尝试，相信林教授团队会根据尝试的结果以及各方面的反应持续丰富理论架构，这也是学者的份内之事。
只不过吉林乃至东北经济的问题仍然摆在那里，时不我待，如何解决，必须尽快拿出办法。从经济角度看，吉林经济发展不缺资金，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市场，目前都是资金过剩状态，大量资金由于找不到适宜的投资项目而在金融体系内打转，还造出了一堆的问题；不缺技术，依照吉林目前的产业结构形态，国内外都有大量的成型先进技术可以学习借鉴和引用；不缺人力资源，林教授团队已经分析了有关情况，而且即使是稀缺的高精类人才，也完全可以通过筑巢引凤的方式吸引过来；不缺市场，庞大的国内市场和“一带一路”国际市场，有着巨量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需求。在国家长期推动“双创”战略的背景下，国内的创业氛围已经初步形成，资本、技术、人才正在各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结合。但这在吉林似乎是最困难的事情。因此，吉林目前最缺乏的是让关键生产要素有效结合并且发挥效益的土壤和环境。
办法在哪里？我们学金融的一句口头禅是“金融问题往往源于非金融因素”，这里我也模仿一句，“吉林经济问题源于非经济因素”。前面讲过，吉林经济落后似乎都可以在政治、文化、历史等方面找到原因，从《吉林报告》所散发出的浓厚官方味道可以预料，即便报告中的建议真的转化为政府政策，那也只是原有政府管理方式和政策的延续，除了强化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对于改善吉林经济发展环境的作用不会太大。有一位《吉林报告》的评论者认为东北缺乏“经济自由”，创业和投资的成本太高，对此我很赞同。政府管的事情多了，企业和民众的依赖性会变强，其结果是市场主体自我生长和抗风险的积极性和能力都下降，甚至形成“肌无力症”。当政府无力负担更多的时候，患有这种“肌无力症”的市场主体依然躺在政府身上不能起身，导致政府、企业和个人利益困绑在一起，但谁也没有能力率领大家摆脱困境。因此，我认为政府作为积极行动的主体，在吉林经济振兴中需要发挥更主动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要政府拿多少钱来办企业，也不是仅仅让政府出台多少政策减税降费。而是请政府加快“自我改革”，为企业和创业者松绑，为社会保障兜底，主动减政放权，裁减机构和冗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