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研究了中国两千年政商关系史后，发现历朝历代都奉行国家资本主义
导读：今天我们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看中国两千年政商关系的演变。
今天我们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看中国两千年政商关系的演变。
在正式开始之前有两个大的概念想跟大家做一个交代，一个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商人的地位。咱们一直以为，中国社会的商人、企业家地位是很低的，但这个是一种误解，从我个人读史的角度来说，他们在名义上的地位可能是低，但是实际上，在社会生活当中、政治当中的地位比名义上的地位要高很多，所以存在着一个商人地位的名实之间的差距。
第二个我们容易犯的误解，是对“官商”一词的理解。实际上所谓的官商有两种：一种是由政府来经营工商业，也就说所谓的国有和国营。第二种是官员、领导干部个人经商，官吏经商。对政府经商来说，咱们应该从历史角度来讨论它的必要性，而对领导干部经商的应该更重要的讨论他的正当性，这是两种不同的官商。
第三个想和大家作交流的是，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反商的，但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并不反商。我们一直以为中国古代包括近代都认为，中国不是重商主义。而实际上，从经济学这个纯理论的角度来看，重商主义本身讲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从国家资本主义来看，其实中国历朝历代奉行的正是国家资本主义，所以中国历朝历代反商，反的不是工商业，而反的是民营工商业，国家本身是重视工商业的，是重视对工商业的垄断的。
中国在近代之前的政商关系史大略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中国有史以来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在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前，尤其在春秋的时候，中国的工商业受到限制是比较少的，是一个比较自由发展的时代。所以他的政商关系体现相对来说比较平等。商人、商业、工商业者对政治的影响力比较大，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尤其到了汉代，对工商业实行严密的监控和管制，这个时候出现了所谓的士农工商。商排到了末尾，这个是我们一直对中国传统的认知，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一直维持到了唐朝末年。
第三个阶段，就从唐宋开始一直到近现代。这个时期其实是民营工商业的重新崛起，也就意味着这个中国社会开始，无论从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都开始进入一个市民化的社会。
雪珥：著名改革史学者
先秦：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
先秦时期的政商关系，商人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原因非常简单，就因为诸侯林立，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公权力可以对社会资源实行完整的控制。商人可以用脚投票，在诸侯林立各国争雄的时候，你这个地方对我不好，我就可以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就直接导致了各诸侯国对工商业者和工商业都非常地重视，纷纷创造各种条件来吸引商人。所以政商关系在这个时候是非常地融洽，商人对政治的参与也是非常地深入。
里面有几个典型的人物，比如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子贡其实在当时比孔子的知名度还要高。子贡就是一个富豪，孔子能有后来的这个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是有一个富豪学生帮他进行炒作，讲的难听点就是包装。要不然的话，光是靠你自己去兜售学问，这是非常艰难的。子贡当时可以与诸侯平礼，因为他有足够多的资源，各诸侯国对他都非常的器重，这对孔子学问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司马迁的笔下把子贡这种情况叫做“素封”。
所谓“素封”的素就是吃素的素，封是封建那个封。也就说你不是荤的，不是政府给你一个封号，是你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获取的。这是我在商学院给几个党政机关讲课经常要去提醒大家的。权力的本质是什么？很多人，尤其是当了官的人就搞晕了。权力的本质，政治学的核心理论不是职位，不是级别，权力的本质是影响力，商人们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去构建。他虽然没有很好但他实际上可以和诸侯平礼，所以司马迁的笔下把子贡称为素封，就是出来以后可以和诸侯平礼相见。这个在春秋时期是非常有特点的。
子贡之外，还有著名的比如范蠡。范蠡也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商人，大家都知道他首先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了国仇，然后带着西施远走高飞、三次创业都做的不错，后来被封为商圣，也被民间称为财神爷。关于范蠡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当然这是我们大家都羡慕的一个人，情场、商场、战场、官场，场场得意。
咱们刚才讲的子贡和范蠡大家有兴趣可以多看看。还有一位人物也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那就是吕不韦。吕不韦作为一个商人，他把天下作为最大的产业，最大的生意来做，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个时代的政商关系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发展后，商人的地位是很高的。商人对政治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春秋五霸当中每一个霸主的成功背后都有对工商业的重视，尤其对招商引资。我在很多地方跟党政领导交流的时候，经常就会想起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招商引资的重视程度和现在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很多具体的细节甚至对现在还是有很多参考意义的。
比如说齐国，齐国是一个在春秋时期工商立国的国家。姜子牙建立齐国的时候就一直重视工商业，齐国出台了很多税务政策，比如“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是什么意思呢？征了关税你就不能征流转税和营业税，征了营业税就不能征关税，就只能征一笔。包括齐国政府规定什么样的商人来了以后住什么样的宾馆，进行什么样的接待。它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是看那个商人坐的马车的级别。就是你是开奔驰宝马来的？还是开帕萨特来的？还是开着长安车来的？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接待。虽然有点势利，但是在商业社会是一个挺管用的、比较有效率的做法，各国莫不如此。
在春秋战国时期，可以用脚投票，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收敛了。因为咱们都知道秦开始统一中国，各霸主都做这样的梦。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就开始对本国的民营工商业进行打压，再三强调，他们不打压工商业，他们提倡的是国营工商业，国有工商业，打击的是民营工商业。在商鞅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壹山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所有山的、湖泊的一切自然资源的收益，原来都是归全民的，但现在归社会政府。这个做法其实和管仲时期是一致的，管仲那个时期叫做“官山海”。就是把山和海都由政府管理起来，就“当官”的那个“官”做动词用。“官山海”和“壹山泽”的道理是相通的。
秦汉唐宋：国进民退，官商一体
第二阶段的开端其实可以上溯到管仲时期。管仲在齐国开始改革的时期，试图开始建立国营工商业。他从这时开始就比较规范地有系统地把盐铁收归国有专卖，这个专卖他自己不经营，不是国营的。而是国家给工商业者发放特殊的执照，国家收取执照管费。管仲重要的是什么？管仲重要的是在思想上面，在这个理论机制上面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一个国家工商业的过度发展，民营工商业的过度发展对国家的政权是有危害的，会出现“二君二王”。君王会出现两个，会有第二个权力中心。听谁的？是听领导的？还是听企业家的？
管仲对“二君二王”讲的是非常深刻的，他直接跟国防实力挂钩。他说如果说这个国家能够利出一孔，就是所有的利出于一个管道，那么这个国家可以无敌于天下；如果是两个领导核心可以拍板的——就是出二孔的，这个国家的国防实力就要减半；如果是三个核心都可以拍板的，这个国家就不可以出兵，就没有实力了；如果利出四孔的，其国必亡。咱们如果不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句话就比较好理解了，如果一个企业是多头管理，多头施政——他（管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个企业是管理不好的。即使在当时诸侯国的这个级别、体量上面，管仲的这个说法应该说也是相当有道理的。
实际上历朝历代都把管仲的这种“二君二王”的顾虑发扬光大。所以这个才是历朝历代我们讲的千年游行秦王政。秦王政的核心和渊源在哪里？在于商鞅。商鞅的渊源在哪里？应该就在管仲这里。管仲第一次鲜明地把政治领导者或者政治精英们所担心顾虑的这点给讲出来了。担心什么？担心经济经营，担心资本经营分享了政治经营的权力，导致这个国家没有足够的国防实力。而通过国家垄断工商业来推行财政，使财政增收，从而推行更强大的国防，这恰恰就是经济学里头讲的重商主义的核心要素。
商鞅变法之后秦始皇开始统一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当中它是采取两手，一手是大力吸引了六国的商人经商，招商引资的力度——政策的力度，给土地，给税收这些优惠力度更大。另外，他每征服下一个国家，就对那个地区的工商业实行残酷的打击。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当中，也是越来越强大的公权力对民营工商业的打压，他把很多征服区域的工商业者都发配到边疆地区。为什么呢？其实就是管仲讲的“二君二王”了，他们和那个被消灭的国家的贵族们是一样的，他们是有影响力的，而这种影响力对秦王朝的大一统是构成了一种危害的。
所以当秦王朝最终统一中国之后，从春秋一直到战国以来，民营工商业者或者我们讲的政商关系里头相对来说比较平等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家实现了大一统，要开始‘车同轨，书同文’各方面都开始统一了。那么国家对资源的调配能力，政府对资源配置起的决定性作用就摆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来，商人的地位就很低了。六国被征服之后，商人们的处境下场是比较悲惨的，等同于六国的贵族。
这样就进入了第二阶段也就是咱们前面讲的从秦汉开始一直到唐末，即进入了国营过程，也是所谓的国进民退的一个高潮阶段。秦王朝统一在位时间较短，后来刘邦建立汉朝。刘邦建立汉朝之后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把秦朝时期实行的一些东西更为制度化了。那么这个在汉朝就体现在什么呢？按照晁错的话叫“法律贱商人”。‘贱’就是‘卑贱’的‘贱’，就是法律看不起商人。
汉高祖建立了汉朝之后，推行了几个举措。第一个举措是命令商人们不得衣丝乘车。什么意思啊？不准穿丝的衣服，不准坐车子。实际上是规定他们不准坐一定级别的车子。并且‘重租税以困辱之’就是提高租税以困扰和羞辱商人，这是记载在史记里面的。第二个，商人们是有市籍的，就是所谓的商人户籍，这个是从商鞅的时候就开始的。商人和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公民拿的身份证是不一样的。一般人拿身份证，商人拿商人身份证，商人身份证比公民身份证低一个档次。还有很多限制对持市籍的人实行打压。
第三个是明确商人们不得当官。春秋战国的时候，商人们不仅能当官甚至能够像孟尝君一样豢养很多人，对政治上是能起到呼风唤雨的作用，甚至某种程度上自己也有这个私人武装。到了这个汉朝统一之后，商人就不准当官，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宋代之前，商人是不让当官的。这是中国社会一个主流现象，当然有例外，但主流就是不让当官。与此相对应的就是领导干部不准经商。
第四个从汉高祖建立政权之后，规定商人们不得持有不动产，不得买房子。在听的各位朋友你们当商人的，可能买了不少房子，尤其是在北京，在汉代的时候那是犯法的。商人们不得拥有不动产，不得拥有田地，他要防止利用资本的力量进行土地兼并。这是我们一直所谓的重农轻商，其实人家并不轻商，但确实是重农。他要防止工商业者用资本的力量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不让你去购买田地，不让你当官，这些都是对工商业者的限制，所以晁错把它总结为‘法律贱商人’。
从汉代开始这种法律贱商人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了唐末，中间各朝各代有反复。法律上面都是把商人地位放低的，但实际上，‘名实不相符’，我们的法律是把商人地位压的很低，但商人在社会生活当中的真正地位是高的。历朝历代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国家在刚刚建国的时候打压民营商业，把所有的资源收回到手上，国家政治稳定了，政权稳定了，政局稳定了的话，政商两界就会走到一块儿去，逐渐逐渐地互相渗透，到了末期的时候商人地位实际上又抬高了，而这个时候他们都没有去修改法律。
整个情形一直延续到了唐末，这个情形有几个特点：第一，商人不得拥有不动产，不得有田地和房产，当然都有例外的。第二，商人不得当官，当官是谁的事呀？是贵族的事情。我们知道科举制度是开始于隋代，但隋唐科举制度还没有成为主流，中唐之后才开始。隋唐时期哪怕有了科举制度，它的公务员的主要来源还是贵族子弟。所谓的贵族就是豪门，而不是寒族，寒门都只能当些小官。第三个特点就是领导干部严禁经商，不得与民争利。那有没有偷偷经商的呢？当然有，但是各朝各代的法律上面基本都是禁止为主，咱们谈主流。
这样的一个情形——国家把工商业资源收归国有国营，打压民营工商业成为社会的主流，一直从秦汉持续到唐末。到了宋代的时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有日本学者把唐宋作为一个中国近世纪的开始，认为唐朝是中国古代史结束，宋朝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个说法是在1910年由日本提出。西方有很多学者赞同，我本人也赞同这个观点，当然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理解。主要的几个依据是宋开始中国进入一个市民社会。
刚才提到的日本和欧美的一些学者把宋当做中国近代史的开始，这个在学界叫唐宋变革论。唐朝和宋朝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关键在于执政基础发生了改变。执政权不再由贵族垄断，平民子弟可以进入公务员队伍，其标志就是科举制度的全面推广。
从宋代开始，平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进入公务员队伍。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群都可以走这条渠道，宋代当然是借鉴了历朝历代的各种得失。至于它怎么推的咱们就不展开了，这是非常大的课题。这个就导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一个执政基础公务员群体由贵族为主转向平民为主，发生了什么？它的经济技术发展发生改变，原来贵族为主的公务员群体，他们是有祖产的，即祖先传下来的财产。所以这个公务员的群体对财产和财富的需求不是那么紧迫，就像罗马时代都是有钱的人才能当公务员，才能为公众服务，这是有一定的道理。
宋代开始很多平民子弟开始当公务员了，当上了之后他至少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吧！但他们家八代贫农，十八代贫农怎么办呢？而且公务员工资又很低，那怎么办？只能放开让领导干部去经商。所以宋代开始了全面的领导干部经商，大量地开始从事工商业。我也去统计了下他们从事的主要产业，比如说酒店、饭店，跟三公消费有关，比如长途贩运跟物流有关。物流就牵涉到过各种各样的关卡、收费站，没有一定的政府资源都挺麻烦的，成本会很高，也只有政府的人才能做。
近代：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
现在我们从前年坐标来到百年坐标来看政商关系。当然这两者中间是有延续性的，从宋开始，政商关系发生了改变之后，按照术语来讲就是士商开始合流了，就是商人士大夫开始合流。到了明代，那种合流的趋势越来越显著。到了清代，尤其清代后期，出现了另外一个更强烈的潮流，那是什么呢？以商代士，用商人们来取代士大夫。清代大规模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之后，我们的社会根本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政商关系也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
这种政商关系在近代以来的改变，我个人的把它总结为两句话：权力的资本化，资本的权力化。因为在中国被西方列强欺辱的时候，或者我们感觉到不如人家的时候，发现我们在工商业方面不如人家，尤其在民营工商业那一方面，结果我们就开始大力推行民营工商业的发展。这个时候，政府主导投放资源，政府的扶持力度从资金到政策到市场到人才，大力地扶持民营工商业。
很多人都在批判晚清时期开始的洋务运动以来所谓的官督商办，咱们不能一棍子把它打死。在这个起步的时候，政府的扶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有个统计报表，在1904年之前，中国每一年新增的产业投资，主要的投资额是来自于政府财政为主的投资，而不是来自于民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推动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是政府，因为民营没有钱。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晚清政府从洋务运动开始以来，从1861年到1873年成立招商局，这个十几年当中会有反复。但招商局成立以来，清帝国的中央政策就很明确，那就是扶持民营工商。他们自始至终不在产业里面，绝大部分产业是不占股份的。政府的投资恰恰是占了一半以上甚至在很多企业占了八十以上，但这笔钱以借款的方式进来，以低息和无息借款的方式进来。这种扶持力度是前无古人的，据我的观察到目前为止也可以说后无来者。
日本的明治维新比咱们晚了几年，我们1861年开始改革，他们1867开始明治维新。也是官督商办，为什么要官督商办？你投资的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八十都是我的政府资金，我要派个国资委员监管，我个人觉得是天经地义。为什么我们的官督商办没搞好，而日本的官督商办搞好了？问题的核心在于法律。日本人在进行官督商办不到五年时间就开始大规模地建立法律。通过公司法，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明确规定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边界在哪儿，政府对企业扶持，政府的边界在哪儿？企业要享受政府的扶持，企业享受的边界在哪里？都得划好。
但是非常遗憾，咱们中国的官督商办一直到了1903年1904年，我们整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才开始想到建规矩，三十多年来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摸到哪块石头就是哪块石头。这么一来呢，我们的官督商办和日本的官督商办走向两套完全不同的路。我们形成了什么？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是超越显规则的，是在潜规则底下运营。这个官督商办未必就是说，某些人代表政府，某些人代表着民营企业。而恰恰是这一群人代表这一群人的利益，那一群人代表那一群人的利益。我把它叫做狼群资本主义，就有不同的狼群，这个狼群里面有的狼来自于政府，有的狼来自企业，把它们聚集成一个个小团体。
这是我们大清特色的改革开放。没有政府扶持，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没有企业的创造活力，资本主义也不能发展。在一个完全正确认知的前提之下，因为技术操作上、制度建设上的滞后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被利益集团绑架，导致资本权力化。
所谓资本的权力化是什么呢？到了义和团运动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要更大力度的来扶持民营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赶上日本。包括甲午战争之后，咱也进行反思，也反思到了这点。这个时候，政府开始通过更强有力的政策来鼓励民营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时候改革已经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狼群，它不再是一片茫茫无际的草原了。在这个时候各种各样的新的改革政策就被这些利益集团、狼群给分解了，利用了，甚至给绑架了。
大清的结局大家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