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鹏：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 要从制度上抑制暴富的人

导读：“35岁以前搞学术，45岁以前办公司；45岁以后教书、50岁写书，60岁去种树。”这就是刘纪鹏的人生规划。

“35岁以前搞学术，45岁以前办公司；45岁以后教书、50岁写书，60岁去种树。”这就是刘纪鹏的人生规划。

“RockJin，一个政府大多数决策都是错误的，却迎来了35年的经济高成长，你觉得合乎逻辑吗？我不赞成你动不动就把谁钉到耻辱柱上，就像张维迎要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一样。这是一个市场和政府相互交融的年代，恰如股份制构造现代公司一样，杂交会出优势，难道你不赞成吗？”刘纪鹏拍案而起，从主持人摇身一变成了辩手，气氛剑拔弩张。

“金融与实体是什么关系？证券或资本金融的使命是创造和主宰实体经济。原来是先有实体后有金融，货币创造流动性，银行创造信用，这时候金融业是实体经济的信用服务商，在此之上，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没有争议。但我们走进资本金融时代，每一个新兴产业都是先有思想、后有投资、再有企业。不是马云创造了阿里巴巴，而是孙正义成就了马云。”金岩石针锋相对。

“刘纪鹏的英文名字是Eagle，金岩石是Rock，到底老鹰把石头叼碎，还是石头把老鹰噎死？在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上，肯定有重大差异，我来亲自主持你们的争论。”吴晓求妙语连珠。

台上嘉宾激辩飞扬，台下观众热情高涨，硕大的千人报告厅已经水泄不通。鸿儒和白丁，名流与学生，集体陷入一场思想的盛宴、语言的狂欢。看门大姐感慨道：“这样的情景，几十年都没见过了。”

上述刘纪鹏、金岩石、吴晓求三位著名经济学家同台辩论的一幕，发生在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法制金融论坛第23讲”，主题为《实体与金融：谁为谁打工？——从金岩石要把林毅夫钉在荣辱柱上辩起》。而刘纪鹏正是“蓟门论坛”的发起人和创始人。

刘纪鹏创建“蓟门法制金融论坛”的初衷是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们更好地拓展法律和资本金融知识。不曾想，他请来的各路大咖；精心设计的名家点评，加之其幽默的主持风格，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让论坛迅速火了起来，社会各界、高校学子、媒体记者纷至沓来，一座难求。

于是，刘纪鹏怀着开放的心态，决定把它办成中国政法大学的一面招牌。从2015年10月财税专家贾康的第1讲“PPP的正面效应”，到2017年3月法国巴黎百勤首席经学家陈兴动谈“中美贸易冲突与可能的中国应对”，“蓟门论坛”开讲30场，囊括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党委书记姚峰谈“上市公司发展和监管”、国资委副秘书长周渝波讲“国资改革”；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分析“国内外宏观形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剖析“中国汇率政策”；华融资产董事长赖小民阐述“国有企业转型的思考”、中投公司祁斌研判“大国兴衰与资本市场”；将军乔良解析“大国的金融搏杀和军事博弈”；艺术家姜昆分享“艺术与资本的结合”等等，异彩纷呈。

“蓟门法制金融论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背后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刘纪鹏以资本金融研究院为平台，围绕“资本金融学”探讨和践行现代资本金融如何助推大国崛起，并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和方法论。

资本金融是什么？为什么它是国之利器？刘教授又如何将它用于实践？带着一连串问号，笔者来到了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

资本金融，国之利器

三月初的北京，和风殷勤报春讯。北三环蓟门桥的中国政法大学内，庄严的“法制天下”石碑欢迎着每一位来客。笔者敲开主教学楼里刘纪鹏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范曾题写的“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几个大字，气势磅礴；同时一个由两种罕见动物组成的研究院标志，非常醒目。

刘纪鹏说，“左边的貔貅，是财富的象征，只吃不拉，人称财神；右边的獬豸，知道的人就少了，它执掌着公正的天平，抑恶扬善。当今中国，仅仅追求效率，是不行的，必须把公平和正义放在首位。”

“所以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一定要从监管制度上，抑制暴富的人，保护中小股民，让财富效应真实发生。这也是我办研究院、办论坛的方向。”教授声音洪亮，精神矍铄，丝毫看不出是一个能为事业365天无休，到了耳顺之年的人。

资本金融是什么？刘纪鹏继续打开话匣子。在他看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三个金融时代的演变：1979年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以财政金融为主的金融体制，这一时期，银行主要承担财政出纳的功能，称为“财政金融时代”；1980年，中国财政金融体制实行“拨改贷”政策，四大行开始履行向企业发放商业贷款的功能，银行开始靠赚取存贷息差获利。中国商业银行金融业开始发展，中国金融进入“货币金融时代”；1991年前后，中国相继组建了沪深交易所，截至2014年年底，沪深股市已有2578家上市，资本市场累计直接融资达5.4万亿元之多，中国跨入以直接融资为表现的“资本金融时代”。

在中国，刘纪鹏首先提出了“资本金融学”概念。从2005年以来，他在高校开设了“资本金融学”课程，并出版了《资本金融学》专著——这成为了解资本金融理论与务实的第一本教科书。2015年，在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张大中等企业家的支持下，刘纪鹏组建了国内首家资本金融研究院，院旨为“资本金融，国之利器；法治民主，国之基石”。

为什么资本金融是大国利器？“这是因为资本金融是现代金融的核心，也是中国崛起为金融强国的支柱。但传统的现代金融理论只注重货币金融，忽视了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当今世界融资的关键支柱，不是银行贷款货币，而是资本市场的股票和证券。英美发达国家，整个社会融资当中，资本金融占到80%，银行贷款仅占20%。而中国的现状，正好相反，我为之奋斗多年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始终上不去。”刘纪鹏语重心长地说。

“资本金融还和国家经济安全密不可分！”在刘纪鹏眼中，战争的目的，无非就是掠夺财富和资源的再配置。而在今天，大国博弈都是由金融完成的。一个汇率的变化，一个市场的波动，可能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的财富，就被别人掠夺走了，因此这关系着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如果金融不强，我们就吃亏。就像部队打仗，只有陆军是不行的，还要有空军占领制空权，国家要拥有金融定价权。”所以在此背景下，刘纪鹏提出大国的金融博弈，建议中国成立中央金融委员会，党要像指挥枪一样指挥金融。建设金融国家队，跟踪世界各路金融大鳄，获取博弈情报，守护中国金融安全。

从学术角度，刘纪鹏认为，资本金融学是从投资和融资两个维度出发，研究资本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资本金融活动中的主体、行为、理念、工具、场所、监管环境等各方面要素的综合性学科。

投资和融资是贯穿资本金融理论体系的两条主线。从融资看，其边界应该包括企业的资本运作、融资上市、并购重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等一系列内容；从投资看，则包括资本市场中的基础产品和金融衍生品、投资行为分析、股市新文化等。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为《资本金融学》一书作序时写道：“刘纪鹏这部著作，在讨论现代金融和实践基础上，提出了资本金融的概念和科学框架，这与他20多年来从事我国资本市场建设以及相关理论研究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刘纪鹏不是从书斋走出的教授，而是一个在中国金融战场前线奋战20年的教授。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刘纪鹏就参与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早期建设，作为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20多年来，他主持了原国家电力公司、海尔集团、海南航空、李宁集团、中铝公司、万向钱潮等270多家企业的股改上市、公司战略、并购重组及投融资方案设计，被业内称为“中国股改第一人”。他与改革开放相伴，并始终在资本金融理论和现代大公司组织与战略创新的实践中打拼。

中国股改第一人

刘纪鹏研究邓小平的“摸”论和“猫”论如醉如痴。他曾在《证券日报》组织的一次论坛上，谈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由来：邓小平家乡四川，山区多小河，为过河，人们通常会在水浅、流缓的河间，隔步摆一方石。平日里，人们踩着方石过河，当地人称“跳墩”。夏日山洪，方石没于水下，此时人们只得挽起裤腿，寻着墩石的方位，摸着石头过河。懂得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由来，就理解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和方法论，解锁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奥秘。正因为刘纪鹏从来没有任何西方的框框，传统金融的框框，使他能够跟各界交流，既有融合点，又有创新点；股改遇挫时，正面上不去，就绕着走，一步走不成，分两步走，在不断“摸着石头过河”中，促成了其设计中国企业股改模式的成功。

刘纪鹏1956年生于北京，1974年参军入伍当了一名“球兵”——手球队队长。1977年转业后，他进入石景山发电厂担任马达修理工，这次“触电”也为他日后成为电力股改专家埋下伏笔。

1979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刘纪鹏考入当时的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其间他读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蒋一韦教授所著的《企业本位论》，深受吸引，于是决定报考蒋教授的研究生，1983年刘纪鹏如愿以偿。蒋一韦是位非常注重调研，理论研究结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家，这让刘纪鹏获益匪浅，这种精神也一直贯穿于他的研究与咨询生涯。

“社科院研究生一毕业，我就被留在社科院工经所做学术秘书，这三年跟着我的老师，开始接触最早的股改方案。”1988年，刘纪鹏接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教授的委托，到一线去负责四通公司股份制改造的方案设计。要推进这项改革，刘纪鹏为其设计了一个“儿子”，即由老四通公司和其30余家子公司共同组建四通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然后不断壮大“四通股份”这个新公司。

这就是刘纪鹏的“下位构造”模式，四通本身要么逐步萎缩为一个“空壳”公司，要么变成一个集体所有制的独资公司使之暂时和旧体制对接，而“四通股份”作为今后的上市公司完全符合产权清晰的要求。这一方案在经过各方激烈争论后获得通过，为解决民办集体企业在股份制改造中遇到的最难处理的产权问题做了巧妙安排。

刘纪鹏总结四通股改成功的方法论，也正是中国改革的经验奥秘：其一，渐变稳定，摸着石头过河；其二，从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正确改革顺序；其三，尊重国情，批判借鉴国际经验和规范；其四，内部主体主导改革。

1989年，刘纪鹏被中信国际董事长荣毅仁挑中，将他从社科院调到中信国际研究所担任公司制度室主任。在初入中信国际研究所那段时间，中国开始筹备设立证券市场，在王岐山和周小川的支持下，以从华尔街回国的王波明、高西庆、李青原为代表的一波专家成立了“联办”（全国证券交易联合设计办公室的简称），开始设计并参与推动中国股票交易所的建立。此时，更需要一个懂得公司的人，他们自然想到了刘纪鹏。

在联办工作期间，刘纪鹏在中国首次提出了“法人股”理论，并得到了高层的认可。随后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法人股”流通市场——STAQ交易系统。1992年7月，位于北京亚洲酒店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所属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和NET系统的法人股流通正式运营。到1993年6月，两个系统已发展到挂牌流通法人股17只、会员公司近500家、开户的机构投资人股东3.2万个、累计交易额218亿元。对此，刘纪鹏评价说：“法人股流通开创了把社会主义国营独资企业改造成公有股份制企业的崭新途径。”国内外有识之士对这一中国独特的市场普遍给予较高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深沪交易所和北京STAQ系统都成立了，总得有个监管部门，同时由银行监管证券的弊端也开始凸显，那么证券市场到底由谁来监管呢？在联办的一致意见下，报告由我主笔。我在章文晋家被关了三天，由章文晋之子章知方（现和讯网总裁）监督，不写完不能回家，于是写出了《银证分离，发展中国证券市场》报告（初稿），打响了从人民银行手里接过证券监管权的第一枪。”刘纪鹏回忆道。

也正是这个法人股市场，构造了老三板，而这个“老三板”就是今天“新三板”的前身。那会儿还没有人懂招股书，刘纪鹏开始和会计师事务所接触，经常给注协讲课，被注协特批为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接下来是公司法，股份制条例的制定，改革深处是法律，而金融需要立法。我之后又参与了《基金法》《证券法》《期货法》《国资法》等几部国家立法的论证。”由此刘纪鹏的知识羽毛逐渐丰满，公司制度、资本金融和民商法，全面融会贯通。

联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工作异常辛苦，兼职月薪只有200元。不仅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是家常便饭，而且出差任务繁重。所以当时联办的高级管理人员，离婚率高达80%。联办副总干事王波明有次请刘纪鹏吃饭，第一个话题就是“你结婚几年了？”，当听到他“八年了”的回答后，王吃惊地说，你居然八年还没离婚？而刘的回答是，“因为我夫人在体改委管股份制，比我还忙”。

在荣毅仁的批示下，刘纪鹏还成为北京标准股份制咨询公司的董事长，他做咨询目的是治学，他的志向在学术。所以在客户的选择上，刘纪鹏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有所选择。

在广西玉林柴油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有一幅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题词：“玉雕精美，全靠名师指点。焰火正高，仰仗众人拾柴”。这是对玉柴成功地进行股份制改造，创造3个月筹集资金2.4亿元，并顺利完成企业机制转换奇迹的鲜明写照。

1996年4月，玉柴股份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动力春秋》报告会上，厉教授告诉大家：“我这里所指的‘名师’不是别人，正是刘纪鹏等人。”玉柴的成功，也印证了刘纪鹏“老树发新枝”的理论创新：中国企业改革通过法人股的定向募集，是让老树发新芽，在原有企业存量资产不分不卖的条件下，通过股份制，引入资金，进行企业增量重组，形成现代股份公司。

谈到刘纪鹏的职业归宿，他毫不犹豫地说：“去大学教书和搞研究”。他认为在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经济学和法学的结合至关重要。因此，他对开一门“经济——法学”这样的边缘学科十分感兴趣，而对资本金融的探讨更是他毕生的研究方向。

“种树教授”的理想

“35岁以前搞学术研究，45岁以前经营公司、从事管理咨询；45岁以后教书、50岁写书，60岁则去种树。”这就是刘纪鹏的人生规划。

从股改第一人到为270多家企业咨询服务的董事长，是45岁之前的刘纪鹏；走进中国政法大学，传道授业资本金融学和公司治理是45岁后的刘纪鹏；50岁刘纪鹏写下了改革论著三部曲，《大道无形——公司法人制度探索》《路径选择——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和《大船掉头——电改十八年反思与展望》，阐述30多年来对中国金融改革成功的研究框架。

“唯独60岁种树的践行没有实现。15年前，我在联办和李青原畅想60岁时退休，就在北京怀柔山地一起科技育苗。如今，别人退休，我却重新上岗，成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和资本研究院的两院院长，担子更重了。”刘纪鹏笑着说。

刘纪鹏虽然在60岁没有种下怀柔的树，但他种下了“资本金融之树”和“百年育人之树”。他奠基了资本金融学，并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道路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股改第一人到创业板教父；从设计股权分置改革到新三板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从4000点教授爱称到十教授上书救市，刘纪鹏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爱，已经深入心田。他倡导股市新文化，当他不能为广大股民说话，发挥不了作用的时候，是他最伤心的时候。

他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带出100多名硕士和20多名博士，并以“伟大于细微，严谨胜之母”的治学态度影响着他们。这些弟子一方面用所学在资本市场发光发热；一方面也为刘纪鹏的资本金融学理论汲取更多阳光和雨露。此外看过他书、听过他课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们，在传播和实践他的理论过程中，也让他的资本之树更加枝繁叶茂。现今，他履新主持商学院，用“一主两翼”的思路，即汲取名校MBA的学科精华加之“法商教育”和“金商教育”走出一条创新发展之路。

“我努力把蓟门论坛，办成一个集法制和金融的品牌论坛，要让名家都到这里来，把他们好的经验传授给社会，传授给我们的青年学生们。我办这个论坛，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把当今世界最尖端的理论、金融问题，大公司改革问题，法律监管问题，第一时间呈现出来，并找到良好的对策，为大国金融崛起服务。第二，把很多有丰富实践经验，刚退下来的金融专家、公司专家、改革专家，都请到蓟门论坛。他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和磨砺，因此对青年学生的励志，有正面的教育。蓟门论坛始终发出的都是中国梦的正能量声音！”刘纪鹏满怀信心地说。

中国政法大学的千人报告厅，灯火辉煌，刘纪鹏在众人瞩目下，又一次登台开始他的幽默“老友记”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