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鸡年首讲：美国也提过一带一路 为啥美国失败了中国成功了

导读：在第一届中国金融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林毅夫应大会组织者要求做了新结构经济学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金融创新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演讲。

林毅夫：女士们、先生们、嘉宾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新年之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这里祝贺大家新年快乐。

同时我也要祝贺第一届中国金融创新发展高峰论坛的召开，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应邀来做主题演讲。大会组织者要我谈的题目是新结构经济学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金融创新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个题目非常大，时间有限，我只讲三点。

第一，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下什么是新结构经济。第二，我想谈谈从新结构经济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重要性，最后来谈谈金融创新怎么来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跟全球的经济发展。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表现的是每个人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要提高每个人的收入水平，他的物质基础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在现有的产业上面技术不断创新，每个劳动者可以生产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另外也要有不断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我们可以把劳动力从旧的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配置到新的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上面。就这样劳动生产力水平才能够不断提高。

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要不断地完善电力交通基础设施，同时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要不断完善法律和各种制度，这样才能降低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交易漏洞。

总的来讲，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变化的结构变迁过程。所谓新结构经济学，是想用新古典的方式来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变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以及这样的结构变迁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按照一般现代经济学的运营方式，我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变迁，应该称为结构经济学，就像用新古典方法来研究农业叫农业经济学，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金融，就叫金融经济学。为什么把它称为新结构经济学呢？因为发展经济学，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学派叫做结构学派，为了区分于我的研究跟结构主义的不同，所以叫做新结构经济学。这样也有前例，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思开使用新古典方法来研究制度跟制度变迁的时候，本来应该取名为制度经济学，但是因为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自主学派，为了区分于自主学派，所以叫做新制度经济学。我想新结构经济学的新是为了区分于原来的结构主义。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认为，一个国家在每个时点上面的技术、产业、基础设施、支柱结构是决定这个国家在那个时点上要素禀赋的结构。所谓要素禀赋大家知道，按照经济学家来说有三种要素，一个是劳动力、一个是自然资源、一个是资本。这些要素禀赋在一个给定时间上面，是不变的，不同的发展程度的国家这些要素禀赋会有相对不同的丰富程度。比如一般发展中国家，资本一定是短缺的，相对比较多的是劳动力或是自然资源。发达国家的资本是相对丰富的，相对短缺的一般是劳动力或是自然资源。

这个要素禀赋它的相对丰富程度，就会决定这些要素的相对价值。总的来讲，在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相对便宜，就会在资本或是技术上面用比较密集的技术的资本来生产或是进入到资本比较密集性的产业上面，要素生产成本最低会最有竞争力，也就是他会在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跟技术上面占优势。

反过来说，一般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丰富，相对便宜，发展中国家就会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另外在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样的，他就会在资源密集型的产业上面有比较优势。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他的产业跟技术都符合他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话，那他会有最大竞争力，这样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应该称为是这个国家最优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当然我们研究经济发展是要不断提高每个人的收入水平，如果要提高收入水平的话，就要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话就要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从资本相对短缺的技术和产业，逐渐往资本相对丰富的技术或产业去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
当然在发展过程当中，随着资本、技术的密集性的提高，它的产业规模扩大，它的软硬基础设施也比较要完善，这是可以从新结构经济学切入点读出来的结论。

既然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水平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如果要提高收入水平，必须从劳动力比较密集或资源比较密集的产业进入到资本技术比较密集的产业，怎么样推动这样一个经济的发展呢，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一个时点的时候，都充分利用它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跟技术。因为如果能这样做的话，他的经济会有最大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多的剩余，有了剩余就能进行资本积累。如果他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充分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跟产业的话，那么他的资本回报率会最高，所以不仅有最大的剩余可以积累，而且积累的积极性最高。这样的话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就会最高，产业技术升级的速度会最快，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也最快。

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这是一个经济学家考虑的，对于企业家关心的是在市场当中他的盈利水平。怎么样让一个企业家会自发地按照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跟技术，那么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国家这个经济里面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值，能够充分的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我们知道到目的为止只有一种制度安排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也就是必须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如果比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的价值将会相对高，劳动力价格相对低，这样就会引导企业家去选择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技术，进入到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

反过来，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变得相对丰富，劳动力变得相对短缺，这种情况之下资金的价格变得相对低，同时劳动力价格变得相对高，企业家就会采用资本相对丰富的技术来生产，就像现在国内很多地方，随着工资的上涨，都用自动化，用机器人来代替劳动者一样。并且进入到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首先必须有一个竞争的市场价值制度安排。

经济发展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必须有不断的技术创新，也必须有不断的产业升级。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时候，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要承担比后来者更多的风险，并且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是不是成功，还决定于各种硬的基础设施跟软的制度安排，不是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万沙。对于先行者必须给他一个激励的补偿，并且也必须来寻找各种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只有有为的政府才能干实事，经济要发展高的话，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一方面必须有一个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同时也必须有一个能够给申请者提供激励补偿，并且帮助申请者来完善各种软硬基础设施，具有这两个制度安排同时发挥作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才会发展得更好。

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新的理论，当然是来自于我们对现实经济生活当中的现场观察。我们可以来回顾，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当时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资本非常短缺，但是我们推行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样的发展战略让我们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60年代的时候可以试爆原子弹，70年代的时候卫星可以上天，由于在那样的经济之下违反了比较优势，我们经济发展是比较低的，人民生活的改善比较慢。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从原来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转向到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外向型经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一方面对原来优先发展的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必要保护，使我们经济维持稳定。同时放开对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不仅放开准入，政府还积极地设立工业园区，来解决基础设施的问题，在工业园区里面实施一站式服务来降低交易费用，并且积极招商引资，让我们的产品能够快速进入国际市场。我们维持了稳定跟发展。

这个快速发展过程当中，资本积累非常快，原来的重工业发展的产业，由于资本的积累逐渐从违反比较优势，逐渐变成比较优势，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把原来的保护圈取消掉，也就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新结构经济学这个理论的思考，来自于对我们改革开放前后的绩效的比较，了解它背后的道理来提出来的一个背后的逻辑，因果关系的解释。

提出新理论，它的目标不仅是能够比较好的解释我们过去的成功跟失败，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适性。从二战世界大战以后，有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那么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08年，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一个是我们的台湾，一个是韩国。中国大陆这部分，很可能到2020年-2025年之间成为第三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低收入发展成高收入经济体。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2008年，也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这13个经济体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就跟发达国家差距不大，另外5个是日本跟亚洲四小龙。

从这个统计数据来看，可以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还是现在低收入或是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是这样的？中国有一句话，思路决定出路。发展中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表现不好，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发展思路并不准确。新结构经济学，希望作为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不仅能够解释我们过去成功跟失败，也可以作为我们未来发展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参考借鉴。这是我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简单介绍。

再来谈谈“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2013年9月份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的时候率先提出的，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在印度尼西亚访问的时候提出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现在简称的“一带一路”是这两个倡议的一个组合。“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以基础设施作为抓手，希望把五通，也就是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的基础之上来建立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跟责任共同体。

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抓手，来倡导区域经济的整合，实际上美国也看到它的好处。美国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的时候，曾经提出要建立亚太经济走廊，亚洲连接印度洋跟太平洋的经济走廊，也提出建立新丝绸之路，要把阿富汗跟中亚五国连接在一起，让中亚五国有一个太平洋出海口。但是相对于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成立，大家知道开始的时候美国是反对的，但现在有57个国家，除了美国之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参加了，我们亚洲基础设施赢了。而美国提出的这些亚太经济走廊跟新丝绸之路基本是无声无息。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看，为什么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响应，而美国提出的基本上是接近跟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倡议，但在国际上是无声无息的。最主要的是“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目前为止他们的人均GDP普遍在我们人均GDP的一半以下，有的只有我们的1/5，我们现在是8100美元，大部分国家是在4000美元之下，有的甚至只有2000美元，1000美元不到。对这些国家来讲，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每个国家跟我们一样，都有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都希望能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收入，进入到现代化国家的梦想。如果要实现将来经济的腾飞，有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提高劳动力生产水平的产业技术必须不断升级，第二个在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才能够降低交易费用。

从产业升级角度来看，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少数几个能够实现经济腾飞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抓住国际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国际转移的成果机遇期，让他们国家能够从农业结构进入到现代化的机遇期，首先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当时美国的工资水平高，美国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失去比较优势，日本抓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美国向海外转移的窗口机遇期，率先发展了劳动力密集型的像纺织业简单的加工业，所以日本发展非常好。发展非常好以后工资水平上升，在60年代、70年代，亚洲四小龙包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也利用当时工资水平低，抓住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化经济的转型，带动亚洲四小龙。到80年代的时候，亚洲四小龙工资上涨了，劳动力密集型加工是比较优势。那时我们正好改革开放，抓住了那个窗口机遇期，快速的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让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

中国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就出现了跟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我们的工资上涨非常快。我们在过去改革开放以后非常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因为工资上涨，直接失去了比较优势。我们同样进入到像日本60年代亚洲四龙80年代那样这些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必须不断的向海外转移，然后从国内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转移到海外去创造第二春变成国民生产总值的机遇期。这样一个机遇期，对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讲，是他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一个难得的机遇。而且不仅是一个难得机遇，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为什么？因为要转移的规模不一样，日本在60年代的时候，它整个制造业雇佣人数是970万人，80年代的时候韩国整个制造业雇佣人数是230万人，我们台湾雇佣人数是150万人，香港是100万人，新加坡是50万人。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我们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一亿两千五百万人，当时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就有8500万人。

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向海外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基本上足够让“一带一路”沿线工资水平比我们低的这些发展中国家，同时进入到从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化经济的一个窗口机遇期。如果他们能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他们也可以实现像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或者亚洲四小龙60年代以后，日本战后一样连续20年、30年，每年8%、10%的快速发展，使他们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甚至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可能性。当然要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我们除了提供这个窗口机遇期之外，我们知道要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同时必须有基础设施的完善，才能够降低交易费用，让国内的比较优势变成国际的竞争优势。

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管在技术，在产业，在资金上是一个很大互补，因为我们的建材行业，像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的产量，都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并且随着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从10%左右降到现在7%左右，必然有不少富余的产业，这些富余的产业对我们来讲是富余的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短缺的，所以提供这些建筑所需要的材料。同时我们的建筑队由于过去这30多年的快速发展，培养了一批在世界上非常有竞争力工程施工力量，像我们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我们的成本跟国外的一些建筑队伍提供的成本来讲，有的甚至只有他的1/3，我们是他们的一半。我们可以提供这些材料，并且以比较低的建设成本，来帮助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他们的基础设施。

建设基础设施要钱，大家知道，我们有三万亿美元的外务储备，是全世界外务储备最多的国家，并且我们每年有4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储蓄。我们有足够多的资金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这些基础设施。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的提出，適逢其时，一方面我们可以给沿线国家提供这个产业转移的机会，第二方面我们可以帮助沿线国家来建设基础设施，抓住产业转移的机遇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经济的腾飞，是每个国家共同的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能够得到这么多国家支持的原因。

最后我来谈谈金融创新，跟“一带一路”建设，跟世界经济发展的关系。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很长，比如建一个工程可能一年两年，很长，但要建一个基础设施有的要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第二个，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收期长，一般基础设施的建设回收期是40年甚至50年，但一般工厂建设的回收期5年、10年已经用光了。第三个周期是资金一次投入非常大，要几十亿上百亿，像我们在瓜达尔的建设，570多亿美元，3000多亿人民币，建设资金一次性投入到。因为这些特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一般民间资本不太容易进入，商业银行也不愿意提供，因为商业银行一般提供短期的流动资金。

这种情况下要建基础设施一般不是由国家财政投入，就是要有国家担保的开发性金融，像开发银行，从国内来收集资金。我们知道一般发展中国家是比较贫穷的，资本是比较短缺的，要建设基础设施资金只靠国内来提供的话，远远不能满足他发展的需要。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透过国外的资金，国外的资金有的可以用双边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进出口银行，也有开发银行，随着我们跟双边合作伙伴进出口贸易的需要，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信贷来帮他建设基础设施。

除了这种双边安排之外，也可以有多边安排，多边安排里面最有名的是我曾经工作过的世界银行，当然各个洲还有它的开发银行项目，亚洲开发银行、南北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以及我们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都是多边的开发银行，同样的可以给这些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但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收集了资金，它的规模非常巨大。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建议，在2010年-2020年，这十年之间，单单在亚洲地区就需要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平均每年8000亿美元。根据欧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欧盟在2010-2020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收集的资金是2.1万亿-2.8万亿美元，也就是每年需要大概25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研究，非洲现在每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就要达到930亿美元。这个数字基本都是天文数字，这种情况之下，单单靠国内的资金，靠双边或多边的资金还是不够的。

为了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非常需要有一些金融创新，现在全世界大概还有三万亿美元的主权基金以及几十万亿美元的退休基金，这些主权基金或是退休基金，过去一般是买一些比较长期的比较固定的政府的债券，或是打包投资在股票市场上面，但这些资金一般是长期的投资。我们知道现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的利息是接近零的，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现在也是虚高，风险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进行金融创新，让这些长期性的稳定性的主权基金或者是退休基金进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的方向。

基础设施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要解决的瓶颈问题，可以用政府的基金加上双边跟多边的基金，作为组织来设计项目，并且作为一些新的金融安排，让这些民间的包括主权基金跟退休基金能够加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去。如果能这样的话，那么前面谈到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就能够得到解决，发展中国家如果能解决他的基础设施，就有条件抓住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2008年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目前对世界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快速发展。我们“一带一路”建设，加上金融的创新，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期，可以帮助世界走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当然要做好这些事情，思路决定出路，希望新结构经济学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抓住我们“一带一路”建设跟产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同时，让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复兴，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