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直言，中国经济必须杀掉五大寄生虫！

导读：去年年底，我就提出，问题在两侧，症结在中间。更明确地说，这个中间的症结就是社会的寄生性。

作者：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新浪微博@清华孙立平

中国经济的基本症结在于社会的寄生性

去年年底，我就提出，问题在两侧，症结在中间。更明确地说，这个中间的症结就是社会的寄生性。

去年12月，我曾经写过一篇长微博，题目是：疏通中间，打开两侧。这篇短文指出，无论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看，当然都存在问题。但根本的症结是在两侧的中间。

现在则可以更明确地说，这个中间的症结，就是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寄生性。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恢复不了活力。

众所周知，中国过去快速发展了3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在快速发展，大量的社会财富被创造出来，但在经济和社会的各个环节，也滋生了大量的寄生物。它们吞噬着社会创造的财富，加重着经济系统的负担。在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时候，问题的严重性还显现不出来，因为财富的增量在大量增加。而到经济增长开始减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得越来越突出了。

从这个角度看前些年人们争论的做蛋糕还是分蛋糕的问题，就比较清楚了。蛋糕问题的实质，还不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富人和穷人之间如何分配财富，更根本的问题是每年创造的财富增量够不够寄生环节所吞噬的。如果不够会怎么样？这种吞噬加之于经济系统的负担是怎样的？特别是在经济周期到来的时候，这种吞噬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

这种寄生性表现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至少有如下五个环节：

第一，沉重的税费负担。具体数据已经有许多学者做过研究和国际比较，这里就不说了。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税负最沉重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现在要讨论的是，为什么税负就是降不下来。本届政府一再强调的减税是非常真诚的，但就是减不下来。为什么？我的一个朋友郭学明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经济繁荣之后是一场灾难》。他用秘鲁鸟粪经济的例子说明，一个国家由于某种因素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之后，就会养越来越大的机构和越来越多的人员、上各种项目、花钱大手大脚。而在经济进入常规发展之后，政府财政收入不会增加那么快了，但机构和人员还得养，项目还得继续投，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也不是短时间可以改过来的。怎么办？只能加重社会的税负。于是，在沉重的税负压力之下，经济和社会逐步失去活力。

中国过去30多年快速发展，也具有一定鸟粪经济的特点。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之后，做的差不多也是这些事情。问题是，你不可能长期保持那样的增长速度。现在速度降下来了，说好听一点进入新常态，政府收入没有那么快的增长了，但养的那么大机构和那么多人员你让谁回家？上到半道的项目不接着投行吗？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能短时间改掉吗？在这种情况下税费怎么能降下来？这个降了那个也得增加，税降了费也得增加。

第二，腐败、寻租加重企业的交易成本。在中纪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企业家们列举了在征地拆迁、基建审批、政府采购、招投标、药品定价、政府财政扶持、食监审批等方面的腐败寻租行为（见蔡晓鹏有关文章）。长期在国务院农业部门工作，后辞职下海的蔡晓鹏先生更详细列举了在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敲诈勒索、吃拿卡要等行为。而且，由于政府职能分散模糊而又混乱，形成多龙治水，多马分肥的局面，有关无关的部门都可以到你这来寻租。如果不予满足，就会动用公权力为企业经营设置障碍。有的企业甚至由此陷入绝境。自反腐败打老虎以来，这方面的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但寻租开始转成不作为，由此造成企业交易成本进一步加大。

在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有的企业就是被这种寻租，这种吃拿卡要逼走的。东北这些年经济状况的恶化，与这个恐怕也有直接关系。

这里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上两个体制方面的原因。一是现行体制赋予有关部门的权力过广、过大、过泛、过于随意有关。这个比较简单，就不说了。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值得重视的。这就是前面讲到的在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背景下的机构扩张问题，实际上，除了财政收入增加的原因，政府本身就有一种机构扩张的冲动，有时甚至会使这种扩张超出财政能力之外。由此就形成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机构建立起来了，但财政只是提供部分经费，余下的部分自筹，包括收费罚款分成等。这就更进一步加剧了寻租现象的发生。

第三，国企的垄断性获利。国有垄断性企业占据了国民经济中各个优势环节，而且在市场中以垄断性价格获取超额利润。其结果，是加重了消费者和实体经济企业的双重负担。几年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在2001-2008年间，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获得利润49174.8亿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这并非是真实的业绩，而是在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方面享受种种政策优惠的情况下获得的。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天则计算的同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实际净资产收益率为-6.2%。

第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近些年来，实体经济处境艰难，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本畸形扩张。但金融资本的收益最终要来自实体经济。按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的研究，现在中国金融资产已经接近200万亿。按5%利息率计算，至少给实体经济施加了10万亿的利息索取，利益过分向金融和地产集中。试想，一边是来政府的沉重税负，一边是来自金融的沉重融资成本，实体经济整个能挣多少钱？

第五，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打破了收入与财富之间的均衡，同时也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负担。泡沫是虚的，而其造成的结果却是实的。因为在财富泡沫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实实在在的食利者阶层，对实体经济形成的是实实在在的负担。所谓食利者的含义无非是指以财产性收入为生。在正常的社会里，这没有什么不正当的，但问题是我们的所谓财富又相当一部分是吹起来的泡沫。在一个社会里，收入和财富之间应当有一个大体的均衡。收入和财富之间的均衡，实质是对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两种激励的均衡。

说一件事情。大约六七年前，又一次我去厦门，一个朋友去接我。在车上她就和我说，有一件事情怎么理解？她大约在几年前买了一个车位，当时的价格是7万元。现在如果要卖的话，能卖42万。她说，就那么几平米的地方，就这么几年时间，净挣35万。一个工薪阶层，一辈子能挣多少钱？能攒多少钱？

上述寄生环节的存在，大大增加了整个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其结果，是形成企业生产什么什么不挣钱，消费者买什么什么贵得不得了的局面。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怎么转得下去？怎么会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