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家孵化器：你们现在做的，或许是它玩剩下的！
导读：东湖创业中心成立之初，服务功能非常单一，仅能提供场地、通讯、工商、税务登记等简单服务（当然，现在中国大多数的孵化器还停留在这个阶段）。2001年改制后，在传统的政策性服务上，建立和完善了投融资、管理咨询、国际化交流以及公共关系等一系列服务功能。
2017，中国的孵化器发展已经走过了第30个年头。
1984年，在全世界掀起新技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国家科委（科学技术部）提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科学园区和孵化器的有关优惠政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当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科技人员、知识分子下海大潮泛起。
但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创办公司必须要找个挂靠单位；民办企业被视为个体户，享受不到国家给予国营单位的各种待遇；“下海”创业的科技人员的人事档案、组织关系等没有部门管理。
为敢于走出体制创业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一个可以挂靠的“庇护所”，正是催生中国发展孵化器的最原始初衷。
武汉市政府率先响应国家号召，根据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建议，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的东湖地区，成立了“东湖智力密集小区规划办公室”。
1987年6月，中国首家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正式成立。
成立不久后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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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诞生地——武汉东湖丁字桥108号
6间厂房，659平方米……外加武汉市科委拨的8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这便是中国首家孵化器的全部家当。
但是在当时，很多人还觉得“下海”是不务正业，创业中心的广告在高校中引发了争议。但创业中心的筹备者们还是坚持每天一早就骑着自行车到附近高校的告示栏中张贴的“招‘蛋’入孵”的小广告。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中国第一代激光专业毕业生孙文从武汉一家研究所出走，“下海”创立楚天光电子公司（下称“楚天激光”）。
然而整整一年，公司没有接到一个订单；又恰逢全国清理整顿公司, 原决定由市里拨给的10万元开办费停止支付, 公司只能靠贷款维持生产，得知创业中心成立后，孙文立刻搬了过去。
1987年，楚天激光成为创业中心第一批入孵企业，得到了120平方米的免费生产场地，以及近100万元的贷款。
1990年，创业中心又通过国家火炬计划申报途径，为楚天激光争取到了460万元的信贷支持，并联合数家企业成立担保基金为其担保。两年后，楚天激光顺利完成了股份制改造，随即进入规模化发展时期。
如今的楚天激光已经成长国内规模最大的激光系统设备制造商, 多次承担国家火炬计划等重大国家级科技与产业化项目, 在激光技术领域创造了20多项 “ 中国第一”。
时至今日，孙文仍在感慨：“如果没有创业中心的全力辅助，绝不会有今天的楚天激光。”
与之相似的还有凯迪电力。
1993年，武大青年教师陈义龙入孵，创办凯迪电力公司，东湖创业中心出资成为公司的发起股东之一，支持其发展。
1995年东湖创业中心增资，使其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造，并于1999年成功上市。
2003年，为支持其管理层实施MBO，东湖创业中心同意以净资产为基价出让了所持有的股份。
如今的凯迪电力市值已达200多亿，公司也已发展成为中国环保领域的代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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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经验的成功很快被复制开来，科技企业孵化器被列为“火炬计划”重要内容，开始在中国遍地开花。
1987年至2000年，全国孵化事业在火炬计划的强力推动下进入迅猛发展期，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其孵化器发展的数量、质量、政府投入的资金和政策力度都远超武汉，很多武汉科技人才都被东部沿海地区吸引去创业发展。
另一方面，虽然当时中国已有几百家企业孵化器，但无一不是由政府投资，没有一家是民间资金建设的；孵化器的营运服务费用也全部由财政支付，没有一家依靠自身的利润维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1年，东湖对原有事业框架进行了全面的企业化调整，实行企业化的经营模式和公司化管理制度，把孵化器建设的发展的投入作为资本，自负盈亏。并依靠市场机制，利用“众筹”的方式，筹集近8亿元社会资金，启动了中国第一个超大规模的企业孵化器——光谷创业街SBI建设，开创了民间资本投资企业孵化器建设的先河。
光谷创业街
在光谷创业街SBI的经营上，东湖创业中心创造了“产权式孵化器”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为社会投资者提供了参与孵化器投资的机会。
这种模式具体表现为“创业中心开发、投资人所有、孵化企业使用、创业中心管理和提供服务”。
2004年，光谷创业街SBI建成，东湖把1/3部分销售给了投资者，再把场地租回来，由东湖创业中心负责运营孵化；待区域成熟后，再拿出1/3销售给孵化成熟的企业自用；最后东湖自持1/3，其租金用来抵消日常的孵化服务。通过经济纽带，把企业的成长和自身的发展联系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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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东创中心累计孵化科技企业1835家，孵化科技项目1100余项，毕业企业944家，成活率达到75%。
东湖创业中心成立之初，服务功能非常单一，仅能提供场地、通讯、工商、税务登记等简单服务（当然，现在中国大多数的孵化器还停留在这个阶段）。
2001年改制后，东创对原有管理模式进行了企业化调整，实现了由“政策服务为主”向“功能服务为主”的转变。在传统的政策性服务上，建立和完善了投融资、管理咨询、国际化交流以及公共关系等一系列服务功能。
此外，东创还参与起草了《企业孵化器在中国发展战略纲要》；撰写了中国企业孵化行业第一本教程《企业孵化器教程》，被武汉乃至全国的孵化器同仁们视为从业必读书籍；并开创性的制定了第一套孵化企业产权交易系统的规则，尝试了孵化企业产权电子交易报价系统的创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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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政府主导下的企业孵化器曾一度被视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公益性服务机构，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民间资本投资者的投资热情。
东创中心的改制，使更多的民营孵化器参与进来。
然而，真正落实到服务上，现在的孵化器与东创相比依然有非常大的差距。
比如，大家都知道要帮项目对接融资，但是创业者们更需要有创业经验的导师来辅导，为他们提供技术、商业以及融资等方面的实用培训。对于这些有潜力但是不成熟的项目，大多数孵化器并没有能力像东创一样，帮创业者理清思路，协助他们做好做好路演。
而且，许多孵化器还会存在一个误区：“服务不够，租金来凑”，以为只要把政府的补贴贴给创业者，把租金降到足够低，便是完成了孵化任务。殊不知，东创、WeWork、优客工场，这些孵化器的佼佼者，租金往往并不便宜。
事实上，不论怎么美化投资回报率，房租依然是绝大多数孵化器的收入来源。同样，孵化器也非慈善机构，自己首先要生存下来，才能谈怎么孵化别人；而对于创业者而言，他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廉价的场地，更是配得上他们每一分租金的资源和服务。
“欲先孵化别人，先要孵化自己”。中国孵化器30年，仍需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