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银行案曝光怪现象: 华人收入低 为何买得起房?
导读：案发以来，国宝银行向检方提供了90万页的文件，包括电邮和内外审核报告等。经过19周的庭审，银行最终在检方的强势诉讼之下获得胜利，但是该案背后涉及的华人收入问题却引人深思。
2015年6月4日上午，陪审团将针对国宝银行余下的58项贷款欺诈和伪造文书指控一一念出，每念一项，都宣告无罪。在场的国宝银行董事长孙启诚和家人，以及员工们终于长舒一口气，卸下了背了5年的包袱。案发以来，国宝银行向检方提供了90万页的文件，包括电邮和内外审核报告等。经过19周的庭审，银行最终在检方的强势诉讼之下获得胜利，但是该案背后涉及的华人收入问题却引人深思。
案例：衣厂工人报月收入5300美元 支付70万头款
国宝银行案中，多个华人借款人的证词显示，他们通常会从四方筹钱来支付比例很高的头款，买了房子后出租，用租金收入来支付贷款。籍贯温州的国宝客户金女士表示，2008年她看中法拉盛一幢上百万的房子，父母和亲戚朋友帮忙筹集了约70万，另外还需要向银行贷款近40万，经人介绍到国宝银行贷款。
检方出示证据，指出金女士在房屋贷款申请表上写着自己每月收入5300元，在一家地板公司当经理，而事实上她在衣厂做工，年收入才2万多。那家地板公司是金女士的父亲所有，但金女士并不是公司雇员。当问及哪来的70万支付头款，金女士表示，她父母和亲戚在中国有土地被政府征用，政府给予赔偿，父母把钱给她用来买房子，至于向亲戚借来的钱，没有还钱的期限，当亲戚需要钱时，她和父母会尽量筹钱还债。
金女士买了房子后用于出租，每月租金约5000元，大约刚好用来偿付房贷和其他费用，所以没有拖欠房贷。
检方：华人供得起房是假象
检控官指出“低收入”华人供得起房子其实只是个假象，一旦再发生一次金融危机或人民币贬值(很多华人向中国的家人借钱买房)，这些人很可能就还不起贷款。
华人买房子通常支付很高的头款，国宝的客户平均支付约40%的头款。在这个环节上华人又碰到了难题：美国银行对大笔现金入账要查明来源，主要为了防止洗钱。华人的头款有几个来源：自己的隐形现金收入，父母等家人给的钱，向亲戚朋友借钱，通过标会筹钱。
检方指出，国宝帮客户把这些钱的来源伪装为“无偿赠款”，例如，国宝一名前职员在作证时表示，她会把客户账户里几笔现金贷款合起来做成一笔赠款，并附上一张“赠款信”，谎称客户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无偿给了这笔钱。
检方指出，其结果是，很多客户有十多张赠款信，每笔赠款的金额小到个位数或小数点，“如果是家人给的钱，有可能分好几次给，零碎到个位数吗？”
检方指出，这些所谓的赠款其实是借来的或标会标来的，实质上是负债，而头款不能是负债，因为那会增加借款人的负担，也增加了房利美的风险。
检方指出，国宝总裁孙仪文、王耀华和谭伟雄都知道职员作弊，但睁一眼闭一眼，放纵职员违规犯法，因此他们也要负责任。
根据检方的理论，国宝放纵贷款员作弊，是因为他们为国宝带来盈利，国宝从房屋贷款中赚取了上百万手续费。
检方指出，整个贷款部的人长期都在造假，主管怎么可能不知道？那些职员怎么敢如此嚣张？因为这是国宝的惯常做法。
检方指出，国宝声称自己“为社区服务”，如果国宝拿的是自己的钱，那么它想怎么做都可以，但问题是国宝拿的是房利美的钱，而这些钱最终来自广大的投资人。
华人有大量隐性收入
前国宝雇员作证时披露华人客户有大量隐性资产，客户通常不愿透露钱的来源，银行贷款员帮其作弊隐瞒钱的来源。
前国宝雇员郭莲“莉莉”表示，如果她在客户的银行月结单里看到大笔的存款，就会问客户钱从哪里来，通常客户都不愿意说钱是他们自己的。她会引导性地问“钱是不是家人或亲戚给的？”然后将这些大笔的款项伪造成客户的父母、兄弟姐妹或亲戚给予的无偿赠款。多位贷款员都亲自在赠款文件上伪造赠款人签名。
客户的工资通常都太低，贷不到所需的款项，郭莲会填上月收入6800，后来为了避免重复，通常把收入虚报为5500到5900。其上司王文芳告诉她：“如果不写工资这么高，这些客人就拿不到贷款，那为什么还要做贷款呢。”
郭莲作证称，她会巧妙地引导客户：“你有没有朋友开餐馆，问问老板愿不愿意给你开证明。”客人贷款申请表上工资那栏经常要修改，刚开始用涂改液，但修改太多次了“不好看”，干脆在工资栏目留空白。
为了使客户的职位看起来符合其夸大的收入，银行职员通常在申请资料中将他们的头衔伪造成餐馆或指甲店经理。
▲孙启诚在4日举行的记者会上。侨报记者林菁摄
辩方：华人贷款“零风险”
国宝银行的辩护律师普瓦罗斯基(Kevin Puvalowski)在总结案件时解释了为何华人客户“收入低”却买得起房子：由于华人社区的“文化特殊性”，华人客户的实际收入比他们申报的“高出很多很多很多”，国宝银行贷款给他们买房子几乎是“零风险”。
辩方的理论是，既然国宝的贷款无风险，便直接反驳了检方的指控：国宝造假增加了房利美的风险。
衡量贷款风险最关键的要素是LTV(贷款价值比)，比例越低风险越低。律师指出，检方所指的31个有问题的贷款，平均LTV是60.48%，意味着借款人自己付了近40%的头款，当一个人投入了这么多的头款，当然会保证自己按时还债，否则便会失去房子，因此国宝的贷款风险几乎为零。
律师指出，这些客户并非像检方所称的“容易上当受骗”，他们很精明，很多人有购房经验，他们的实际收入远远高于他们所声称的，他们也都有能力支付贷款。例如，有个客户声称年收入2.4万，可是却能够每月支付4000房贷，可信吗？
律师指出，国宝的4390个房屋贷款只有16个严重滞欠，滞欠率只有0.36%，而全国的平均滞欠率为6.6%，后者大约是前者的20倍。检方起诉的31个贷款都运作良好，给房利美带来250万利息，如果把这个数字乘以100，则相当于2.5亿，“房利美拿到每一毛钱”。
律师指出，国宝没有动机去做有风险的贷款，国宝拿到的利差很薄，只从房利美那里分得0.25%的利息，当房利美拿250万利息时，国宝只拿到约12万的手续费。国宝从一个贷款中只赚2000到8000，还要从中扣除雇员薪水等开支。当一个贷款坏账时，国宝还要从房利美购回贷款，自己承担损失。
要确保贷款风险低，银行需要进行审核，包括借款人的收入、头款资金从哪里来。律师指出，检方指控国宝不审核这些借款人的条件，事实正相反，国宝多花了很多功夫审核，甚至超过了房利美的要求。检方指国宝为客户伪造“赠款信”，事实上房利美并不要求有赠款信，只要捐款人简单地书面确认一下并签名就行了，国宝自己提高门槛多费了功夫，结果反而变成检方所称的罪证。
检方：国宝高层纵容职员作弊
检控官哈佳泽(Rachel Hochhauser)在结案辩论中指出，“既然房利美赚到了钱，谁在乎撒谎呢？”言下之意，只要结果是好的，即使手段卑鄙也没关系。检方接着话锋一转，指出法律并不是根据结果来定罪，“当国宝银行从房利美拿到钱的那一刻，便已经犯罪”，因为国宝是通过在房贷申请文件上造假来取得房利美的钱。
国宝是一家华人经营的社区银行，服务对象几乎全部是华人。检方指出，虽然国宝这些贷款至今运作良好，但一旦发生金融危险或人民币贬值，客户很能就付不起贷款。
很多华人新移民拿的是现金薪水，他们税表上的收入与事实有差距，这已经是移民社区里的公开秘密，但他们在买房子时碰到了一个“硬伤”：税表(或工资单)上写的收入太低，银行拒绝贷款给他们。很多华人被别的银行拒绝后，到国宝却能贷到款。
检方指出，国宝银行与华人客户彼此知根知底，所以国宝在中文报纸上刊登广告，声称“国宝办事肯变通，房屋贷款好轻松”，“不查资产，不查收入”。虽然房利美的确有一些贷款项目不查收入，但国宝偏偏选这一点来做广告，正是为了吸引需要“变通”的客户。
检方指出，在办理贷款申请中，国宝贷款员与客户彼此有默契，奉行“你不说，我不问”的潜规则，客户通常不会主动告诉银行自己的收入，而贷款员也不问客户“你收入多少”，而是首先问“你要贷多少”，然后根据贷款金额，计算出客户的收入必须多少，才能贷到款。
这种“倒着做”的方法导致了明目张胆的造假：在布禄仑一家指甲店工作的女工在贷款申请表上填写自己月收入6800。检方指出，连王耀华和谭伟雄自己都没赚这么多，难道他们不对这个数字起疑心吗？贷款员有时候在申请表“收入”栏目上留空白或用铅笔写，是为了等待“测试出”一个合格的数字，难道这些不引起高层怀疑吗？
▲陪审团判处国宝无罪后，孙启诚夫妇和4个女儿在法庭拍照纪念。侨报记者林菁摄
辩方：华人社区有“文化特殊性”
检方还指控国宝帮客户伪造收入证明，夸大客户的收入使其符合贷款条件。辩方律师指出，国宝服务的华人客户有其特殊性，这点房利美也承认，看看纽约的唐人街，这里有数千个商户，房利美在给国宝的邮件中就提到这个社区有“文化特殊性”，国宝需要照顾了客户的“特殊需求”，房利美也没有硬性规定收入证明一定必须是工资单或税表。
辩方回顾了国宝“东窗事发”的经过：2009年12月，一个叫Arial Chi的客户的律师发现客户两张总额2400元的支票不见了，向国宝举报，国宝总裁孙仪文询问该笔贷款的贷款员余启斌(Ken Yu)，余启斌承认他拿了那笔钱，并称钱是给客户“买工作证明”的手续费。孙仪文立刻解雇了余启斌，随后在1月15日向联邦银行监管机构(OCC)报告余启斌的“房贷欺诈”行为。
律师指出，Arial Chi是在1月19日才报警，而孙仪文在那之前主动已经通知OCC，其后果是FBI也知道了，假如国宝与贷款员串通欺诈，孙仪文会自投罗网主动举报吗？
律师指出，即使国宝有违规行为，也只是违反了房利美的规定，而不构成刑事罪。检方总共指控80项罪，主要包括几类：重大盗窃，伪造商业文件，房贷欺诈，串谋。
律师指检方的指控很“荒谬”：盗窃意味着国宝偷了房利美的钱，而事实上房利美没有任何损失，反而赚了巨额利息，既然无损失，哪来的盗窃？
检方还指控国宝帮客户伪造收入证明，夸大客户的收入使其符合贷款条件。辩方律师指出，国宝服务的华人客户有其特殊性，这点房利美也承认，看看纽约的唐人街，这里有数千个商户，房利美在给国宝的邮件中就提到这个社区有“文化特殊性”，国宝需要照顾了客户的“特殊需求”，房利美也没有硬性规定收入证明一定必须是工资单或税表。
辩方回顾了国宝“东窗事发”的经过：2009年12月，一个叫Arial Chi的客户的律师发现客户两张总额2400元的支票不见了，向国宝举报，国宝总裁孙仪文询问该笔贷款的贷款员余启斌(Ken Yu)，余启斌承认他拿了那笔钱，并称钱是给客户“买工作证明”的手续费。孙仪文立刻解雇了余启斌，随后在1月15日向联邦银行监管机构(OCC)报告余启斌的“房贷欺诈”行为。
律师指出，Arial Chi是在1月19日才报警，而孙仪文在那之前主动已经通知OCC，其后果是FBI也知道了，假如国宝与贷款员串通欺诈，孙仪文会自投罗网主动举报吗？
律师指出，即使国宝有违规行为，也只是违反了房利美的规定，而不构成刑事罪。检方总共指控80项罪，主要包括几类：重大盗窃，伪造商业文件，房贷欺诈，串谋。
律师指检方的指控很“荒谬”：盗窃意味着国宝偷了房利美的钱，而事实上房利美没有任何损失，反而赚了巨额利息，既然无损失，哪来的盗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