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繁华离不开低端产业：摩天大楼需要保洁阿姨
导读：现代城市越是发展高科技产业，越是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其带动的消费型服务业需求就越大。而大量消费型服务业的从业人员都是低学历劳动者
现代城市越是发展高科技产业，越是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其带动的消费型服务业需求就越大。而大量消费型服务业的从业人员都是低学历劳动者
从上海地铁10号线国权路站出来，通往复旦的小马路两旁，法国梧桐延伸交织，沿街飘着麻辣香锅和肉夹馍的香味，还有“小苏北”水果店、照相馆、手机贴膜小店，大中学生们进进出出，好不热闹。再往前走，一片老式居民小区门前，“无群租房小区”的告示分外显眼。
这条陆铭经常走过的小马路的日常一幕，也是当下中国大城市、特大城市复杂而矛盾境遇的折射——既享受外来人口带来的城市生活和服务的便利，又试图对他们保持一种微妙的距离，“一讲到人口集聚，就容易走极端。比如经常有人问，是不是说全国的人都要到上海来？”
陆铭担任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几乎跑遍全国，还到过北美、西欧、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最新出版的《大国大城》中，他提出：从国际发达城市经验来看，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并不会因为行政手段得到控制。北京、上海也不是太大，而是太小了；中国人口还会继续向东南沿海地区集聚，并且集聚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不过，即便城市人口继续增加，未来也不用担心大城市会被挤爆。
新书出版后，有人说是耳目一新，颠覆了常识。陆铭却谦虚而平静地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他其实是吸收既有学术观点后，又加了很多中国本土案例，“并无太多新意”。著作之所以引起关注，不过是长期以来，在关于城市和人口问题上，保守的声音被传播出去了，“解放”的声音却有意无意被屏蔽。“如果不充分认识到未来城市人口和发展的趋势，今后造成的城市问题还会更大。”
提升城市公共服务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加拿大学者提醒，不要天真地认为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会终止。美国和加拿大城市化达到80%，人们仍在不断地向大城市集聚。纽约和多伦多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城市还在不断扩大，新增人口主要来自本国。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日本，日本全国人口在下降，东京和东京圈的人口却在上升。
陆铭在搜集全球142个国家的数据后发现，当一个国家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就会与这个国家总人口数量相关，基本上国家越大，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就会越大。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尤其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工业需要集聚，服务业比工业更需要集聚。在欠发达国家，经济活动中农业的比重更高，土地天然是分散的，人口分散程度也更高。
陆铭预计，如果上海未来仍然是中国首位城市，上海都市圈的人口预计将达到4100万，这将是个世界级的都市圈。上海都市圈范围将包括上海以及浙江、江苏等邻近小城市，这些区域交通设施网络也将连成一片。
为此，他建议国家尽快启动上海都市圈的规划，以解决单个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难题，顺应世界城市发展趋势。“城市规划和管理者要充分应对未来城市人口增长趋势，相应的公共服务也要充分去适应。”他建议，一是增加土地和住房供应，二是增加基础设施供应，对基础设计建造提出更高要求，这也是香港、巴黎、伦敦的做法。
不过，当中国第二、第三产业已经占到经济总量的90%时，人们却依然停留在农业社会思维里，以为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会导致可怕的后果。经济政策也总是试图引导资源和人口向中小城市去分布，通过户籍等制度，减缓劳动力向大城市的集中。不少城市都提出“以业控人”，清理低端产业。北京把著名的动物园批发市场迁到了天津，上海也表示将引进更多全球金融、高科技人才。
东京的一段发展历史更值得借鉴和反思。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动用行政力量进行人口疏散，东京城市人口在短时间内快速下降。但首都分散计划实施的几年中，日本经济增速相应地变缓，日本政府很快放弃了这个计划，人们重返市中心。“用行政力量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影响的不仅是城市，也会波及整个国家。”陆铭说。
城市需要低技能劳动者
“有人可能会说，大城市产业升级了就不需要低端劳动力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误区，一个城市的活力恰恰在于它的低端服务业。”陆铭举例，就像上海陆家嘴(25.700, 0.00, 0.00%)的摩天大楼里需要高级白领，还要门卫和保洁阿姨一样，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城市中是互补的。来自美国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城市中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就业，可以带动5个其他行业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相对高端服务业，如医生和律师，另外3个都集中在消费型服务业，比如售货员和餐厅服务员。也就是说，高低技能的劳动力比例大致是1∶1。
陆铭出席一个论坛时，一位在上海生活多年的香港高管发言。这位高管问多位离开上海的香港同胞和外籍人士，怎样才能让他们留在上海，受访者的回答出乎意料：“关键是让太太和孩子能够留在上海。”
在陆铭看来，外来高端人士在上海的生活固然受到空气质量、外语服务、双语教育等影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价廉物美的生活服务业，这是硬件设施齐全的人才公寓所不能替代的。当今全球范围内的趋势也是，“消费型”城市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城市提供的生活品质正在吸引人口的迁移。
由此，一个现代城市越是发展高科技产业，越是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其带动的消费型服务业需求就越大。在多个公开场合陆铭都反复告诫，大城市千万不能认为自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了。恰恰相反，大量消费型服务业的从业人员都是低学历劳动者，他们从事的工作往往不能被机器替代。
如果通过各种方式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数量加以限制，就会导致此类服务价格上涨。就像上海市中心住家保姆的月薪现在普遍已经在4500元以上。“上海打击群租后是见效了，可是钟点工和保姆的价格又涨了。为什么这么贵？实际上就是城市居民在为她们付房租。”
公共服务没有覆盖到的非户籍人口，总体来讲也属于弱势群体，包括城市里3000多万的流动儿童。
多年来，陆铭都在呼吁取消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遭到网友恶毒攻击，“鄙人被骂得多了。”他自嘲地笑了笑，并不在意坊间非理性的谩骂。他更担忧的是，城市本地居民的某些声音是否会对公共政策的制定造成影响。
卫星城的困惑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社会治安下降……在力主限制大城市规模者看来，大城市的“城市病”归结于人口过多，只有通过控制城市规模才能避免。“我们的城市政策制定者和居民不理解，如果大城市的问题都是人导致的，为什么人还往这里来？还有，这些问题真的是人多导致的吗？”
近年来，城市规划界针对“城市病”纷纷建言，一个重要观点是可以效仿伦敦建设卫星城。不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近期就撰文指出，从1983年北京最先规划建13个卫星城、1993年又增加10个“边缘集团”，再到2004年最终抛弃卫星城的理念，20余年时间里，北京卫星城建设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主要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卫星城的内在规律进行布局和建设。
陆铭也说，只有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功能独立、不需要和市中心频繁往来，公共设施配套完善时，卫星城才能在那里发展起来。比如就像美国的谷歌公司，雇员足够多，员工均从事IT生产，这样就可以在一个硅谷小镇上发展起来。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希望像谷歌那么做，实际上产业结构又不是谷歌。所以就会出现规划好了，但结果并非如此的情况。通勤距离加长，城市的拥堵问题反而加剧。
陆铭说，当今中国特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是根据历史上预测出来的人口增长来决定的，而历史预测又是大大低估了人口的实际增长，所以才造成“城市病”。“就像现在特大城市的高中数量规划，是根据本地户籍孩子的数量规划的。等到未来公共服务逐渐均等化，户籍制度逐渐淡化时，特大城市将会面临高中严重供给不足。”
他主张在人口集聚的过程中，通过有效的管理来治理“城市病”。就像曾经遭受光化学污染的洛杉矶和严重雾霾的伦敦，如今城市人口还在继续增加，环境早已今非昔比，交通也没有那么拥堵。“只要治理得当，人口多或者人口密度大，并不一定会出现更严重的交通拥堵。比如在东京，80%的人出行靠地铁。”
陆铭坚持认为，人的集聚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没有人的集聚就没有经济发展。“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人多带来的好处看不见，带来的坏处却被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