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北大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演讲：中国创新者和观念更新

导读：10月9日，北京大学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正式宣布落成，北大第一本创业教材《北大十五堂创业课》亦同时发布。该教材中开篇内容即由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撰写，而在发布仪式上，这位中国经济学泰斗现场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创新与经济生活的关系。

10月9日，北京大学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正式宣布落成，北大第一本创业教材《北大十五堂创业课》亦同时发布。

该教材中开篇内容即由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撰写，而在发布仪式上，这位中国经济学泰斗现场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创新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他从创新的发生和经济生活中的关系，谈到了创新在市场和产品生产中的发生方式和行为，通过“小岗村为什么没富？”、“给和尚卖梳子背后的创新”，“抗战时的效率”等故事，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其背后的经济学道理。

厉以宁认为，今天的中国创业者和企业家想创新，需要在思想和观念上有进一步更新。

以下为厉以宁演讲实录：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创新者和观念更新。

第一个问题，20世纪留下的最流行的经济学术语就是创新，20世纪过去了，回顾这20世纪100年，经济学的发展，最流行的经济学术语是什么呢？一直到现在还被使用的就是创新。创新是熊彼特提出的，当时主要想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会增长，而且增长过程中会波动，用什么来解释呢？今天为什么会有波动呢？就是创新。

创新就引起了别人的模仿，于是经济的投资就大量增加，投资增加以后，经济进入了高胀的状态，但不久，由于创新者原来的利润已经达到了，新的利润并没有来，如果没有继续投资的话，经济就会衰弱，这样的话，走上下坡路，要等待下一次创新来临的时候，它就再次起来。

所以从人类历史上看，创新就是这样的，它是一浪一浪的。创新往前走，经济增长，停止就因为前一个创新的效率已经使用了，后一个创新还没到。所以创新这个词就被流行开来。但是熊彼特本人他没有把创新分为两类，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他统统叫创新。其中有制度的部分，比如说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这可能是体制方面的问题。再比如说一种新的管理形式、组织形式、企业形式出现了，这是制度创新。

以后熊彼特的追随者提出了创新分两类，一个是制度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这两个区别在哪里呢？最大的区别在在于技术创新的投资跟产出，成本和效益是平衡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投入的是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货币。只要实验成功了，成为了新的创新，它就可以拿到专利，所以它是平衡的，即使没有成功，它损失的也仅仅是丢去的货币、丢去的时间。

但制度创新是不一样的，制度创新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均衡的，为什么它不均衡呢？主要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制度所付的代价可能是无限大，因为在体制上跟原有的体制会发生冲突，因此就可能被批判，甚至判刑，一直到枪毙。所以成本可能是无限大，而收益不归个人，为制度创新而献身的这些人，成本无限大，但最后的收入可能是人民、群众、国家、社会，但他没有。

为什么创新的小岗村没富起来？

举个例子，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首先的制度创新表现在，包括安徽、山东、四川等地创业开始承包，家庭承包制。过去也有过，困难时期也有，人都快饿死了，他们不宣传，不组织参观，也不批判，实验再说。后来吃饱饭了，过几年回头再说。所以它的成本可能是无限大。小岗村是一个典型，小岗村当初搞承包制的时候是一个创新，但是很快中央就发现了，就派调查组去总结经验，结果农业承包制在全国展开了。凡是搞承包制的农村都得益，但没有收入。小岗村搞了以后，很多地方来参观，其中就有江苏的张家港，你搞对了，我学，学回去以后，粮食增收了，就办乡镇企业。但是小岗村还跟当年一样的穷，虽然粮食够吃了，但是没有搞乡镇企业，它不能够跟技术创新一样收专利费。我在90年代，在那里考察的市唯一一条马路是张家港帮着修的，这就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不同点。但不管怎么样，都是创新，都是带动人类社会前进的。

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情，但它跟发明不一样，发明是科学家的事情，是发明家的事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明在实验室完成，但是要被企业家看中才行，如果企业家没有去发现它，没有看中它，企业家跟发明家站在一起，始终是发明，不是创新，它必须在经济生活中发生重大的影响，这才叫创新。

二战时期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盘尼西林的发明，最初是发明家的事情，但是企业家发现这是未来最有希望的发明成果，投入生产，结果挽救了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发明家跟企业家还没有一个平台让他们合作在一起，这要靠企业家自己去找，要靠发明家自己去找。所以这是我们不足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三件事是连在一起的，不管制度创新，还是技术创新，第一要创意，创意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创新，第三是创业，创业是最后落脚的地方。

创新创业都离不开最早的创意。北大有一个咖啡馆1898，在世界上一点都不奇怪，30年前，美国的大企业家都是大学的学生，他们那个时候怎么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就是在咖啡馆里，咖啡馆里有大学生、年轻教师，也有一些年轻的企业家。创意，创新，最后创业。中国现在刚开始起步，北京大学有1898咖啡馆。天天都在谈创意，有创意才有创新，有创意才有创业。也就是说通过咖啡馆这种形式，实际上跟企业家和发明家之间有了沟通的场地。

第二个问题，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市场是创业的前提，为什么说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市场它不是固定的，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听课的时候，经常会讨论到一个故事或者是案例，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四个推销员来，你们给我带着木头梳子样品订单去给我推销梳子，指定到和尚庙里推销数字。第一个推销员回来了，卖多少？一把没卖掉，怎么没卖掉呢？和尚说我光头，梳子有什么用呢？你看看别人是怎么推销的。第二个推销员回来了，销多少？好几十把，你怎么推销的呢？把你的经验跟大家谈谈。他这样说，我对和尚们说，梳头这是梳子的一个功能，但梳子是第二个功能，尽管你是光头，但你用木头梳子挠头皮可以活血、美容、养颜。梳子还有这么多功能啊，销了好几十把。第三个推销员回来了，销了好几百本，样品都销完了，还有订单呢。你告诉我怎么销那么多呢？他说我到庙里仔细考察了，香火挺旺，香客挺多，头发会乱，会沾相灰。我找到方丈，卖给他梳子，给香客用。第四个推销员回来说销了几千把，你怎么销那么多呢？我直接找方丈，跟方丈说，有人给你庙里捐钱，有人给你送油，到外面办事需要公共关系，你得有礼品回赠他们，木头梳子是最好的礼品。木头梳子两边可以刻上字，正面把庙里最好的对联刻上，反面方丈提几个字，比如说佛在心中、日行一善等，别人作为纪念品留下，你办事更方便，给你送供品更多，送钱的也更多。有道理，订了几千把。

为什么会这样呢？同样是木头梳子，新产品要有新功能，没有新功能就不叫新产品，功能是可以变化的。大家现在用手机，你这个手机跟十来年前的手机比增加了多少功能，因为增加功能，这就是你的手机用途在扩大。

第一个推销员他不行，因为他只知道死守木头梳子的第一功能，梳头。但第二个推销员把功能扩大了，不仅能梳头，而且能美容养颜等等。第三个推销员他把木头梳子的功能改变了，改变成庙里关心香客的一种工具，使香客感到庙里对他很体贴，有人性。到第四个推销员，把木头梳子的性能改变了，它不是梳头用了，是纪念品，是庙里的一张名片，人们当成纪念品留下。所以说我们市场是可以扩大的，市场扩大主要在功能。新产品就是老产品有新功能。把这些都记住，我们就看的更远。

消费者的概念都在改变，今天的消费者远不是50年前的消费者，50年先我们父亲一辈可能是那种消费观念，现在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消费是自己满足，而且不要求是最大满足，因为现代人知道，最大满足是做不到的，哪里有什么最大满足，怎么满足呢？差不多就行。因为差不多，所以他买了之后还要买，不断的买，一直到买够为止。你问一些同学，你不是要买纱巾吗？你不是要买便装吗？如果我买最优的，我把北京市的大牌商场走到，用笔记下来哪家卖，最后做比较。没有的。第一家不行到第二家，也不行，第三家不看了，过一段时间再来买，如果第四家行，别人问你怎么样，凑合，凑合是次优选择，不是最优选择。

西蒙是次优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到天津大学讲课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没有哪个人到商店买针，我要买最尖的针，一盒子针，你自己挑去，自己必须带显微镜看。一纸针里面拿一根出来看看，不太直，第二根不太尖，第三根行了，第四根就不看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消费观念，所以消费观念在变，经济观念当然跟着变。

第三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懂得，企业家是要讲效率，但是效率有两个基础，效率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呢？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有多少草房，有多少设备，有多少好的原料，有多少合格的毛利率等等，这构成了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效率还有第二个基础，效率的道德基础，效率的道德基础跟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不一样的。但两个基础同时存在，重要的问题在哪儿呢？仅仅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效率的刀割基础就能产生超常规效率，超常规效率是效率的道德基础。

举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抗日战争的时候，为什么国内有这么高的奋斗热情、战斗精神，是道德基础起了作用，道德基础是全民抗日。第二个例子，在自然灾害的时候，人们为什么奋不顾身的抢险救灾，就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各地志愿者跑到那里，解放军开动。这都是超常规效率，来自效率的道德基础。第三个例子，一个移民社会是高效的，深圳是移民社会，深圳跟珠江三角洲和广州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客家人为什么效率高？移民社会，人从哪里来的？从中原来的，到了长江口岸，过江了，在鄱阳县登陆。登陆以后，干什么事？第一件事办学习班，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组织学习，所有南下的人在那里都要学习，学什么呢？学当地的风俗习惯，学古训，什么古训呢？中华民族的传统，帮助穷人，不要恃强凌弱，不要以大压小。学完以后，第二步分配，这些人到广州，这些人到广西，这些人到河南，这些人到福建，留下的到江西。所以客家人是很了不起的，经过这样的学习，把传统文化流传下来，效率最高。今年的河南人加上历史上的河南人的后代，2亿人，占全世界人口的三十分之一。

我们还可以再看，清朝中晚期，山东人、河北人闯关东，山西人、陕西人走西口到内蒙去，浙江人闯欧洲，都是移民社会，效率高。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就是道德的力量。我们经常讲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它得靠市场无形的手调节。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是靠法律法规、政治来调节，规章制度来调节。有没有第三种调节？有，人类社会出现了好几万年，什么时候才有市场调节？原始社会末期，部落之间开始交换了，才有交易。有国家、有政府、有规章制度，但在人类社会存在1万多年2万年之前，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调节，没有政府就没有政府调节，他们靠什么在调节？靠的是道德力量，它是唯一的调节。除了市场调节、政府调节，还需要有道德力量调节，因为总得有规矩，总得有人遵守原则，原始社会就靠道德力量来调节。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看到，有了市场调节，如果没有道德力量调节，有了政府调节，如果没有道德力量调节，仍然会出问题，市场效率是不高的，预期是紊乱的，因为人不相信市场。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它是道德力量调节，首先在自律，自律才有道德力量调节，有道德力量调节，就必须有各种文化建设。比如校园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这都是文化建设，都是道德力量调节。

在座的很多企业家，你们经常讲，我们要建立企业文化。对，但是究竟为了什么要建设企业文化，建企业文化不是单纯组织旅游，也不是过年吃顿饭，主要是增加企业的凝聚力，企业有了凝聚力，企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同甘共苦，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不能笼统的说同甘共苦。为什么？同甘靠制度，共苦靠精神。举个例子，当企业赚钱的时候，如何分配红利，必须有制度，没有制度就乱了，即使现在制度还不合理，在没有修改以前，还服从这个制度，修改以后再说。

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小富靠勤奋，没有问题，中富靠机遇，这也没有问题，大富靠智慧。我们在广东调查，主要是在深圳、贵州做调查，大富靠智慧，你举两个例子，有一个企业家是这么讲的，不要看我从你那里赚多少钱，而要看你从我这里赚多少钱。你到我这里来采购货品去卖，你赚钱越多我越高兴，因为我的销售扩大，这就是一种智慧。什么是智慧？要善于回避风险。经常听人家讲，两个人到森林里去旅游，后来听到老虎叫，一个人就不管那个人跑了。另一个人把运动鞋拿出来，换双鞋。那个人说老虎跑的比人快，你换鞋有什么用？他说只要我跑得你比你就行。

最后一个问题，观念更新才有新思路，我们一定要懂得，今天谈创新跟熊彼特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熊彼特的定义，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组。对今天来说不够了，今天是信息化时代，熊彼特一百年前提出的是生产要素重组，今天是信息的重组，能掌握到更多的信息，信息的重新组合才能够使生产要素有效的重组。你单纯重组生产资料，没有信息，可能是无效的。有句老话，失败是成功之母。过去靠经验的时代是对的，现在是不行的，如果你思路不变，你失败一百次还是失败。应该说成功之成功之母，成功以后，小成功变成中成功，中成功变成大成功，遇到新问题重新思考，这样才行。

在这里还应该看到，创新不但创造市场，而且创造就业，就业从工业化的历史上看，都有过深刻的例子。一个例子，当初在英国，工业化开始，农民就进城，房子凑合住，能安家就行，小孩也带着在那里生活，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工作，钱少，到时候你要找工作，男的干重体力活。结果一个创新出现了，缝纫机发明了，当初解决了农民工老婆的就业问题，在家里就能接人家的活干了。缝纫机的发明对当初解决就业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个例子是工业化初期过去，电发明以后，结果工厂都用电，大工厂的工人觉得抢我们的饭碗。结果没有抢饭碗，电使用以后就很快被中小作坊所采用，本来是用人拉，开关一开就行了。电扩大了就业。今天是网络时代，就业增加了，光是网上购物送货的行业增加了上千万人的就业，以前哪想到呢？

现在谁能够料到50年以后的中国是什么样的，谁都料不到，因为变化太快了。比如说50年以后，人们还会像今天一样住写字楼，一个公司要那么多的房间作为写字楼吗？在自己家就行，有电脑就行，不用办公室，我跟你订合同，也许是这种情况。50年以后，人们还买汽车吗？汽车可能是个包袱，是个累赘，没有必要买，到哪里租个车用就行。好多观念在变，人与人之间的观念在变，谁能够料得到。

什么是永恒？道德力量调节是永恒，社会责任感永恒，为国家、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最最重要的观念是共同命运体的概念，北大的校友对北大就是命运共同体，我们有这样一种精神，我们一定能够把创新搞的更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