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00年前的经济学家，用“货币战争”灭了两个国家

导读：春秋时期，东方有个国家叫齐国，这个国家的创始人是大名鼎鼎的姜子牙，该国虽然经历了10代人的打拼，但直到第11世孙齐桓公在位时，依然还只是偏居海滨一隅的小国。此时诸列国的竞争愈演愈烈，齐国要么主动创新图强，要么等着被兼并。创新有可能是送死，不创新肯定是等死！

春秋时期，东方有个国家叫齐国（现在山东的半个省，胶东半岛地区），这个国家的创始人是大名鼎鼎的姜子牙，该国虽然经历了10代人的打拼，但直到第11世孙齐桓公在位时，依然还只是偏居海滨一隅的小国。此时诸列国的竞争愈演愈烈，齐国要么主动创新图强，要么等着被兼并。创新有可能是送死，不创新肯定是等死！

面对时局变化，齐桓公决定改革！

老板的决心有了，CEO在哪里？

齐桓公本来任命一直辅佐自己的鲍叔为相，但是鲍叔却向他推荐了另外一个人。当齐桓公听到那个被推荐者的名字时，勃然大怒道：“我恨不得吃了他的肉，扒了他的皮！”

原来管仲曾经为了护主，射了他一箭。但是创新不拒贤，个人私仇怎能妨碍国家前程。而且管仲在应聘时只说了三句话，就打动了齐桓公：

1、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2、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3、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

所谓：举世滔滔，唯知己渺渺。管仲越说越投机，句句正中下怀。于是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国，并告示百官：“国家大政，先禀仲父；有所裁决，任凭仲父。

管仲的才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厉害就厉害在：在他眼里，普通百姓是“人”，免不了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同样，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强调道德，也不迷信强权，一心务实。他改革的本质是将人性的弱点变成劳动的动力：集大家之私，成社会之公。

管仲在位的时间长达40余年，成为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说管仲是一位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绝对不为过，请看他的措施和政绩：

管仲改革最核心的是“以商止战”，既：对内方面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对外方面就是扩大对外贸易，用贸易来制衡战争。让各国发动战争的代价大于终止贸易的代价！

因此他又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在中国历史上，商人地位一直是很低的，管仲却将“工商”与“士农”并排。

同时，管仲又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管仲还制定了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使林木和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

在提高积极性方面，管仲提出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这样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会自觉地早起晚睡，不辞劳苦地经营，否则大家都是奴隶，只能消极怠工。这样做的本质其实就是把劳动者由被野蛮强制下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那是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那是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认为“善”和“恶”都不是绝对的，但“私”和“贪”却是永在的，自私和贪婪才是人性。管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得到满足。

这跟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早了对方将近两千三百多年。

私营经济也是管仲率先提倡的。齐桓公曾要求将国家资源由政府垄断经营，但管仲说：“故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也就是说政府不能独占资源，应该放手让民众去经营，政府只要征收30%的所得税即可。

管仲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有金融概念的人，他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要求君主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掌握住粮食等重要商品，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他认为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常固不变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如果价格恒定不变，就无法调节流通。价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才能发挥调节作用。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管仲还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

上面这段话值得反复咀嚼！

至于国家如何发现货币？管仲认为第一步先在方圆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第二步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

管仲是第一个强调国家贸易的人，他大开国门欢迎各国商人，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他还在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关键的是：管仲掌了握对外贸易中最微妙的技巧：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这不就是人民币“贬值”和“升值”的概念吗？

在这种自由贸易方针的鼓舞下，齐国首都临淄繁荣至极：“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当时国际上最宏达、富贵雅典人口不到5万。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还有一项非常超前，那就是鼓励消费，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管仲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指出：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

每当年岁低迷时，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这同2000多年后的凯恩斯经济学又如出一辙。

但是，管仲过于强调商业和普通，甚至忽视了很多道德。比如管仲在齐国首次设立了“国家大妓院”，繁华的都城临淄就试点开了7家官办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闾”100人，共700人，他也被认为是性产业化的鼻祖。

“国家大妓院”有四大作用：一是增加了国家税收；二是解决了女奴隶被解放后的的再就业问题；三是解决了许多男子的生理需求，促进了社会和谐，四吸引了爱金钱更爱美女的四方英雄来齐国发展。

正是对商业有着如此深刻的见解，管仲也成了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经济学家。他的“自由经商”主义跟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非常相似，他的“投资”、“消费”、“出口”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又跟凯恩斯经济学遥相呼应，但是他理论早了对方将近两千三百多年，堪称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鼻祖，更被誉为“中华第一相”，梁启超评价管仲是“国史上第一流人物。这些经典理论2000年后的我们还在使用。

我们在插两个小故事：管仲才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动“货币战争”的高手。

齐桓公想灭掉楚国，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齐桓公就派人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楚王听说后开心的说：“鹿，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赶快让老百姓都去捕捉活鹿！”于是楚国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行动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这时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楚国也因此却误了农时，而这时管仲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管仲发动的另一场货币战争是‘衡山之谋’。

衡山国盛产兵器，天下无双。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于是衡山国百姓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一年后，齐国派人购运粮食，当时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的其它国家百姓都运粮卖给齐国。然后就在夏收前的一天，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齐国突然对衡山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但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性技术，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

这一点对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大启示！

虽然管仲有超凡才能，但中国却是儒家统治的社会，儒家以“贱商”著称，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复礼”。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因此孔子对管仲否定性评价，就在“俭”与“礼”两方面，但这并没有阻碍孔子对管仲推崇备至。

管仲的改革使齐国从远离中原的小国崛起成为东方大国，齐桓公于前681年在甄（今山东鄄城）召集宋、陈等四国诸侯会盟，齐桓公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旗号，积极展开对外活动，北击山戎，南伐楚国，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然而，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

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武力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以商止战”的策略也正式失败，他的用贸易来制衡战争的想法过于理想化，列国争霸只适合丛林法则。